放在膝盖上。她不是做买卖的人，可她听得懂“卡住了“三个字。
“你想让我问我爸——“她的声音有点涩，像砂纸磨过木头。
“不是让你问你爸。“李享知说，“我是想问你——你爸那个老友，方老院长，他认不认识省里管外贸的人。“
沈艳芳沉默了一会儿。她看着桌上的煤油灯，灯火被穿堂风吹得一晃一晃。
“我跟我爸——“她开口，又停了。十几年没说话的父女，今年春天才算破冰。她闺女那场病，沈父来了，带来了棉毛衫，在病房里坐了一下午。可那之后，两人也没多走动。沈父回省城去了，她回县城上班。逢年过节，她让闺女打个电话叫一声“外公“，沈父在电话那头“嗯“一声，就算了。
“我帮你问。“她终于开口，“可我不敢保证。我跟我爸的关系——你也知道。他愿不愿意帮这个忙，我说不准。“
“问一问就行。成不成都行。“
沈艳芳点了下头。
当天晚上，她打了电话。电话打到沈父家里，是沈母接的。沈母听见是艳芳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停了两秒——两秒钟的沉默，比什么话都重。然后沈母说“你等着“，去叫老沈。
沈父接了电话。沈艳芳把事情简短说了一遍——李享知的食品厂，罐头换飞机，批文卡在北京，问方老院长认不认识省里管外贸的人。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罐头换飞机？“沈父的声音不大，带着那种老知识分子的谨慎。
“嗯。一万块罐头，换一架图-154客机。俄方已经签了意向书。就差出口批文。“
又是一阵安静。
“你让那个小李明天来省城。“沈父说，“到我家里来。“
第二天一早，李享知坐头班车到了省城。沈父家在医学院家属院，一栋老式宿舍楼的三楼。门是沈母开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穿一件藏青色毛衣，看见李享知，点了一下头，把他让进去。
客厅不大，一张旧沙发、一个书柜、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墙上挂着一幅字——“悬壶济世“，落款是方老院长。书柜里全是医学书，中间夹着几本俄文的——沈父年轻时在苏联留过学，俄文是他的第二语言。
沈父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他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开衫毛衣，比那天在医院里见着时随意些。李享知进来，他放下报纸，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李享知坐下。沈母端了杯茶过来，搁在茶几上，退进了里屋。
“艳芳说的那件事——“沈父开口了，“罐头换飞机。“
“嗯。“
“你跟我说说。“
李享知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得简练——品种、数量、俄方意向书、川航买家、出口批文、银行拒绝。每一条都是干话，没有虚的。沈父听着，手指在报纸上轻轻敲着，不插话。
说完之后，李享知从公文袋里掏出那份伊万诺夫签的意向书，搁在茶几上。沈父拿起来，看了看那行俄文——他的俄文比小军好得多，在苏联念过五年书。他把意向书的条款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点了一下头，搁回去。
“东西是真的。“他说，“俄方的章，是正规贸易机构的。意向书条款也没问题——先发货，后交飞机，六十天。“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书柜旁边，从书架上拿起一本黑色封面的通讯录——翻了几页，找到一个号码。他走到电话机旁边，拨了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老方吗？我老沈。“
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稳稳的。李享知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茶杯，眼睛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梗竖起来又倒下去。
电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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