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那桩事，还没在李家安稳过上两天，省城那边，便有人闻着味儿，寻上了门。

    那天傍晚，李享知正坐在办公室，忽然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进来，递上名片，自称是省城岳主任身边的秘书，说岳主任有请。李享知一听见“岳“这个姓，心头便是一沉。

    岳经纬，沈家对头，沈艳芳的父辈在省城深耕多年，而这岳家，却是这些年新窜起来的一支官场势力，跟沈家素来不对付。上一回李享知在牌桌上，已经领教过这岳家的客套——那杯茶，递得热乎，话里话外的意思却冷：你李家和沈家走得这样近，就不怕哪一天站错了队？

    这一回，岳经纬亲自把他约到一处寻常的茶楼，没有旁人，只一盏茶、一碟花生米。岳经纬笑呵呵地把茶往李享知面前推了推，先说了半晌不相干的闲话，绕到正题上，才慢条斯理地开口：“李老板，眼下这关口，省城这潭水，是越来越浑了。前头改制那会儿，公家是把'抓大放小'喊在嘴上；可眼下一场金融风暴，多少原来的香饽饽，转头就成了一文不值的包袱。你李老板这些年，跟沈家走得近，改制也是靠着沈家的门路，才吃得那样顺——可你想想，靠别人的树遮阴，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他端起茶，意味深长地看了李享知一眼：“我今日倒不是来挑你。是看你李老板是个做事的人，才多说两句。往后这省城的路，到底是跟沈家一道走死，还是另寻一条更宽敞的阳关道，早晚得有个说法。你李家盘子这样大，总不能一直这么不清不楚、两头讨好吧？“

    这话，听着客气，实则步步紧逼——他这是要我李家，在这“站队“上，给一个明确的态度。

    李享知不动声色，端起茶水喝了一口，慢声应道：“岳主任，您这份提点，我李某人心领了。只是您也晓得，我李某人是个生意人，一辈子只认得'做事'两个字。厂子要怎么开、账要怎么算、工人这口饭怎么端平，这是我该操的心；至于公家上头谁跟谁、怎么个格局，那不是我们这些在底下刨食的人，该插手的。该纳的税、该守的规矩，我一分不落；旁的，恕我实在没有那个搁笔的本事。“

    岳经纬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却又很快堆起来：“李老板，这话，你上回就跟我说过一遍了。可生意人嘛，身不由己的时候多了去了。你如今能两袖清风，是因为还轮不到你；等哪天真有人拿你的厂、拿你的工人作筏子，你再想'只做事不站队'，怕就由不得你了。“

    他这话说得意味深长，末了也不强留，起身告辞时，又状似随意地补了一句：“对了，闻说李老板前阵子刚接手的那几摊烂账，里头有些来路，怕不是那么干净。我这边人嘴杂，也就随口一提，您莫要放在心上。“

    李享知握茶的手，极轻地一紧。

    他的手在茶杯边沿停了一瞬，又若无其事地放了开来。岳经纬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可李享知却从里头听出了三层意思——一层是试探，看他心里有没有鬼；一层是敲打，若是他不顺着岳家的意思，那句“不干净的烂账“，随时能变成真刀真枪的东西；再一层，是给台阶，他若肯顺势下去，往后省城的路，自然好走好几成。这三层，李享知哪一层也不肯接。他心里明镜似的——越是这种关口，越不能慌、不能躲，更不能给人留下半点把柄。他李家能一路走到今天，靠的从来不是遮掩得多严实，而是账上每一笔，都敢摊在日头底下晒给人看。

    回去的路上，他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先拐到沈家，把岳经纬这番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了沈艳芳的父辈。

    沈艳芳的父亲是个端着书本、性情温吞的读书人出身，听的此言，半晌没作声。他放下书，慢声道：“享知，你把这些年，看得一点不差。改制背后，是有派系在角力的；那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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