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头一挨枕头就沉了。明翰翻了个身，小手攥着哥哥的衣角，很快就又睡着了，小嘴微微张着，发出均匀的鼻息。

    田秀芹安顿好孩子，披上那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棉袄是她嫁进陆家那年做的，袖子接长过两回，补丁叠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赤着脚走到陆建设面前。炕边的地面是夯土的，秋天的夜凉从脚底板往上窜，她也不觉得冷，因为她看到了丈夫的脸色。那种惨白不是冻出来的，是从心底深处泛上来的，像是身体里所有的血都被什么东西抽走了。她在车间里见惯了各种事故——梭子飞出来伤人的、机器夹了手指的、布匹断了一整根经线全部报废的——每次出了事故，工人们的脸色都不好看，但没有哪一个人的脸色像她丈夫此刻这样。不是疼，不是惊，是一种被什么东西从背后捅了一刀之后，还没倒下去但已经在摇晃的样子。

    她没说话，只是从他手里轻轻抽出账本，放在桌上。账本的纸页已经被他攥出了褶皱，封面上那几个“陆记纺织”的毛笔字是他自己写的，笔画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像是要把字刻进纸里去。她握住他冰凉的手，那双手在发抖——不是冷的那种抖，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一寸一寸地碎裂，碎片的震动顺着骨头传到指尖。她把他的手攥在自己掌心里，感觉到他的手指在不可抑制地微微痉挛。

    “建设，”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醒了炕上的孩子，也像是怕惊醒了丈夫心里那头正在嘶吼的困兽，“出什么事了？”

    陆建设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烧红的铁，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抠出来的：“周明远……把钱卷走了。六万块。所有的账都对不上了。”

    六万块。田秀芹在心里把这个数字默念了一遍。她不太会算大账，但她知道六万块是个什么概念——厂子里十几台机器日夜不停地转一年，赚的纯利也不过两万出头。六万块，是陆记三年的利润，是婆婆拖着残腿跑了十七天省下的全部家底的两倍，是明远上完小学、中学、大学全部学费的几十倍还多。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她只是用力握了握丈夫的手，然后松开，转身去给他倒了一碗热水。

    水是下午烧的，已经不太烫了，但她还是习惯性地吹了吹碗沿，像是在给明翰喂水时那样。她把碗沿送到他嘴边，他低头喝了一口，喉结动了一下，又喝了一口。热水的温度从喉咙蔓延到胸腔，把那股快要把他冻住的寒意驱散了一丝。他抬头看着她，她的头发散乱着，赤着脚站在冰凉的地上，身上只披了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脚趾头因为冷而微微蜷着，但她看他的目光是稳的，像是在说：你说吧，我听着。天塌下来，我跟你一起扛。我扛不动整片天，但能扛你扛不动的那一半。

    “秀芹，”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木板上刮，“我对不起你。那对镯子……我本来打算今年给你赎回来的。”

    他说的镯子，是田秀芹嫁过来时唯一的陪嫁——一对银镯子，她娘家的老银匠打的，镯面上刻着缠枝莲花的纹样，银质厚实，入手沉甸甸的。结婚那天她戴着那对镯子，在煤油灯下看了很久，银镯子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镯面上的缠枝莲花被磨得光滑发亮。后来厂子扩大生产缺钱，是她自己把镯子摘下来，用红布包好，放进柜子最深处，说“等以后日子好了再戴”。再后来厂子里周转不开了，她又把镯子拿出来当了，当票压在柜子底下，从来没跟陆建设提过一个字。陆建设是后来翻柜子找旧账本时无意中看到那张当票才知道的——当票已经泛黄了，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金额和日期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镯子算什么。”田秀芹打断他，声音很轻但很稳，没有一丝犹豫，“人还在，厂还在，比什么都强。你爹当年一架破纺车都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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