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什么，兄弟嘛。”王海涛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的力气比邱尚杰轻多了。
那天下午放学后，杨晓东没有直接去滩涂。
他先回了一趟家。父亲还没回来，母亲也还在厂里。妹妹杨晓雨坐在客厅的饭桌前写作业，看到哥哥回来，抬头叫了一声“哥”，又低下头继续写了。
杨晓东进了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他把贝壳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掌心里看着。两个月的时间，这枚贝壳被他摸得表面光滑如镜，纹路已经淡得快要看不到了。边缘的那道裂缝还在，但壳本身没有碎——比他想象的要结实得多。
他看着贝壳，脑子里反复回放邱尚杰说的话。“不只是你”——这意味着如果他不听警告，受到威胁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他的父亲、母亲和妹妹。父亲的腰已经够弯了，母亲的手已经被针扎得满是伤疤了，妹妹才刚刚十一岁——如果因为他们的事受到了牵连，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但邱玉林的脸也在他脑海里。
不是那个在五金店里低头写字的邱玉林，不是那个眼角红肿还嘴硬说“摔了一跤”的邱玉林，不是那个说“我没有前途”的邱玉林。是那个在滩涂上抬起头冲他笑的邱玉林，是那个在台风里抱住他的邱玉林，是那个叫他“傻子”的时候眼眶泛红的邱玉林。
他想起邱玉林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开心一点”的样子。想起她在四果汤店门口说“周一见”时嘴角的弧度。想起她看完《边城》后红着眼眶说的那句“好事从来轮不到我们这种人”。
如果他今天不去滩涂，邱玉林会在那里等他。她会站在海堤上，或者坐在石头上，或者蹲在滩涂上假装挖蛤蜊。她会等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然后她会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或者以为他终于听进了她的劝告，不再来找她了。
她会一个人拎着桶走回镇上。海风把她的头发吹乱，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和她瘦削的身影一样孤单。
杨晓东把贝壳攥在手心里，攥得手背上的青筋都凸起来了。
去，还是不去？
他在心里反复权衡了两个答案。每一个答案都有沉重的代价。一个代价是关于安全的——他的安全，他家里人的安全，那些被邱尚杰一字一句念出来的名字。另一个代价是关于——他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不是爱情，他们从来没有说过那两个字。是某种更朴素的东西。是潮汐一样规律的约定，是台风天里温热的拥抱，是一个女孩说“开心一点”时眼睛里闪过的亮光。
他想了很久。久到妹妹在门外喊他吃饭，他才发现天已经黑了。
“哥，妈说饭好了！”
杨晓东把贝壳放回口袋里，站起来走出房间。饭桌上，母亲问他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他说在学校做作业。母亲没有追问，给他碗里夹了一块红烧肉。父亲今天又加班，饭桌上只有他和母亲还有妹妹三个人。妹妹一边吃一边说着学校里的趣事——说她的同桌今天被老师罚站了，因为上课的时候偷偷吃零食。母亲一边听一边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被海风吹皱的沙滩。
杨晓东看着母亲的笑容，想起邱尚杰说的那句——“你妈在服装厂上班”。一股愧疚涌上他的喉咙，堵在那里，让他吃不下饭。母亲每天在服装厂从早站到晚，手指被针扎得全是疤，就是为了供他和妹妹上学。如果因为他的事让母亲受到了什么伤害，他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
他把红烧肉夹回母亲碗里。“妈，你吃。”
“不吃给我吧。”妹妹杨晓雨眼疾手快地把肉夹走了。
母亲拍了妹妹一下，但眼神里全是笑意。杨晓东看着她们，把嘴里那口饭用力咽了下去。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杨晓东没有走海堤。
他跟着王海涛去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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