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真的会去。你不知道他认识码头上的那些人。你不知道他在村里说了什么。你爸在码头干活，你妈在服装厂上班——如果因为你的事让他们受了牵连，你会后悔一辈子。”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知道邱玉林说的是对的。邱家的关系网在东埔像滩涂上密密麻麻的螃蟹洞，表面看不出来，底下四通八达。邱玉林的父亲在镇上开店二十年，认识的人遍布各个角落。如果他真的想给杨家找麻烦，他有的是办法。
但杨晓东也知道另一件事。如果因为怕麻烦就放弃，那邱玉林的眼泪就白流了。她在饭桌上的那句“我想去读书”就白说了。那个信封里的一千八百块钱就白攒了。他摸了一下裤兜里那包贝壳碎片，指尖隔着布料感受到碎片的形状——尖锐的、不规则的、但每一片都带着珍珠层的光泽。
“那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我不知道。”邱玉林说，双手抱着膝盖，下巴抵在膝盖上，像一个缩成最小体积的贝壳，“尚杰现在站在我这边，但他马上要中考了。我不能让他分心。等他考完——也许等他考完之后，家里的气氛会好一点。也许我爸到时候能冷静下来听我说。”
“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邱玉林沉默了。她的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不管怎么样，”她最后说，“我不会放弃的。我已经跟他吵了两顿了，再吵几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再怎么骂我，也不会真的打我。他只是骂。”她的声音低下去，“他只是骂。”
杨晓东看着她的侧脸。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她脸上的泪痕染成了金色。他忽然想起去年冬天在食堂后面的那片空地上，邱玉林挡在他面前对邱尚杰说的那句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那时候他还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分量。现在他理解了。在邱家的叙事里，邱玉林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个功能性的存在——看店的、赚钱的、供弟弟读书的。她没有自己的需求，没有自己的梦想，没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权。她和杨晓东在一起，不只是因为开心，而是因为这个沉默寡言的初一男生，是唯一一个把她当成独立个体来对待的人。
“你再跟他说一次，”杨晓东说，“不是吵架，是好好说。不要只说‘我想去读书’，要告诉他为什么。告诉他你看过那些招生简章，告诉他你笔记本上抄过的那段孙少平的话。让他知道你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被我教坏了，而是想了很久，认认真真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就算他听不进去，你也要说。”
“我已经说过了——”
“再说一次。”
邱玉林转过头看着杨晓东。她忽然意识到，这个比她小好几岁的男孩，在这一年里成熟了很多。他不再是那个在海堤上喊她“喂”、一问就耳朵红的初一新生了。他变得笃定、有主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的肩膀还是窄的，他口袋里的钱还是不够，但他不害怕了。
“好。”她说。
六月二十一日，中考。
那是石狮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气温逼近三十五度，柏油路面被晒得泛着油光，空气里的湿度几乎饱和，稍微一动就浑身是汗。东埔五中的操场上热浪滚滚，煤渣跑道上升腾着扭曲的空气波纹，远处的海面被蒸得一片模糊。
杨晓东那几天期末考试刚结束，学校放了假。中考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他在家里待着，帮母亲择菜。母亲在厨房里炸醋肉，油锅里的肉在翻滚，香味飘满了整个院子。妹妹杨晓雨趴在客厅的饭桌上写暑假作业，时不时抬头问杨晓东一个字怎么念。一切都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但杨晓东的心思不在择菜上。他一直在看手机上的时间——九点，考试开始。十点半，考试结束。他不知道邱尚杰考得怎么样，但他知道这场考试对邱家来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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