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碎片拼回去，也许能拼成一个完整的贝壳。也许拼不回去。但没关系。

    八月十九日，邱玉林离开的前一天。

    杨晓东在滩涂上等到了她。她来得比平时晚——快五点了才出现，手里没有带桶，也没有带布袋子和保温杯。只是一个人，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浅灰色开衫，头发披散着，被海风吹得有点乱。她走到石头旁边，在杨晓东身边坐下。

    “明天几点走？”杨晓东问。

    “早上六点半的大巴。我爸陪我去。他坚持要亲自把我送到学校，看着我住进宿舍才放心。他说怕我被骗，其实我知道，他就是想多陪我一会儿——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尚杰留在店里看店。他说他明天会早起，给我做一顿早餐。他从来没做过饭，不知道明天会做出什么东西来。”

    杨晓东笑了一下。他能想象邱尚杰在厨房里手忙脚乱的样子——那个在食堂后面用拳头砸他胸口的人，在灶台前面大概会笨拙得像个刚学走路的小孩。

    “你东西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就一个箱子，一个背包。我爸说带太多东西不好拿，缺什么到了厦门再买。其实我也没什么可带的，几件衣服、几条裤子、一本笔记本、一支笔、那份被你翻旧了的招生简章，还有——”邱玉林抬起手腕，那条红绳编的手链还戴在手腕上，和她的肤色融在一起。绳子的颜色已经不再鲜艳了，被汗水和海水浸泡了太多次，褪成了淡淡的暗红色。但那片粉色的小贝壳还在，贴在脉搏上，随着心跳轻轻颤动。从元宵节到现在，已经快七个月了，她从来没摘下来过。

    “还戴着。”她说。

    杨晓东看着那条手链，想起了元宵节那天晚上他们沿着海堤走的样子——灯笼的光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她把手链戴上的时候说“你这个傻子”。那时候她还没跟父亲摊牌，还没有通过同等学力认定，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去读书。现在一切都变了，但手链还在。

    他伸手轻轻碰了一下手链上的贝壳。“褪色了。”

    “褪色了好，”邱玉林说，“褪色了说明是真的。新东西的颜色都是假的。”

    他们看着对方，然后同时笑了。邱玉林的笑容很大，眼角那条细纹完全舒展开来。杨晓东想起第一次在这里看到她的情景——那时候她的笑容是小心翼翼的，像是怕别人注意到她。现在不一样了。

    “我有东西要给你。”杨晓东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装钱的信封。他把两个来源的钱合在了一起——自己攒的一千八百块，和邱尚杰在建筑工地上搬砖筛沙子攒的两千块。信封比之前更厚了，表面那个用圆珠笔写的“学费”已经模糊得快要看不清了，但摸在手里沉甸甸的。

    “这是什么？”邱玉林接过信封，打开，看到里面厚厚一叠纸币。她的手停在半空中，愣住了。

    “三千八百块。我攒了一千八，还有两千是你弟在泉州工地上干了一个月赚的。他说让你拿着。他不直接给你，怕你拒绝。他知道你不会拒绝我。他说——”杨晓东模仿着邱尚杰的语气，“‘等姐以后有钱了再还我。’”

    邱玉林把信封攥在手里，手指因为用力而发抖。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这些天她大概已经把攒了六年的眼泪都哭干了，现在只剩下一种更深沉的、无法用眼泪表达的情绪。

    “这个傻子。”她低声说。

    “你说谁？”

    “我弟。”邱玉林抬起头看着杨晓东，“他以前打你的时候，我以为他一辈子都不会改了。他在工地干了一个月——他从来没干过粗活，他的手是拿笔的。他手上起了多少泡？”

    “我没问。但他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他还说——以前的事，算了。”

    邱玉林沉默了一会儿。她把信封放进口袋里，和笔放在一起。然后她忽然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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