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脚步声轻多了。
杨晓东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海。他想，一年前的今天，这片海见证了一个男孩被围堵、被打、口袋里的贝壳碎成十几片。一年后的今天，同一片海见证了那个打他的人说他父亲叫杨晓东“恩人”。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有变——村里的流言还在，某些人的敌意还在，他口袋里的贝壳碎片也还在。
但那句话——“杨家那小子，是我们阿琳的恩人”——像一道分水岭，把一个旧世界和新世界划开了。邱玉林的父亲，一个在五金店柜台后面坐了二十年、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男人，用了整整一年，完成了从唾骂到感谢的全部转变。
一月底，寒假开始。杨晓东把成绩单带回家——期末考试全班第三，年级第十二，是他上初中以来最好的名次。父亲把成绩单压在饭桌玻璃板下，和期中那张叠在一起，杨晓东能看到两张成绩单上自己的名字，一个在第五的位置，一个在第三，两条向上的线条像是他自己画的进度条。母亲在除夕夜的饭桌上特意多做了两道菜，说“庆祝晓东考进前三”。
年夜饭和去年差不多——红烧鱼、芋头炖排骨、炒年糕、紫菜蛋花汤，今年多了一道糖醋肉和一道炒海蛎。父亲把鱼肚子上的肉照例夹给杨晓东和妹妹，自己吃鱼头和鱼尾。妹妹杨晓雨比去年高了半个头，不再像以前那样叽叽喳喳地说话，开始在饭桌上安静地吃饭，偶尔抬头问杨晓东一道数学题怎么做。母亲手上的冻疮比去年少了几道——大概是杨晓东用台球室攒的钱给她买了一瓶蛤蜊油，她每天都涂，从来不舍得浪费。饭桌上的气氛和去年没什么不同，但又处处不同。
吃完年夜饭，杨晓东走出院子，站在门口看村里的烟花。手机响了。是邱玉林。
“新年快乐。”她的声音在烟花声中显得格外清晰。背景音里有锅铲碰铁锅的声响和电视机里春晚的歌声，还有人在喊“阿琳，酱油放哪了”。
“新年快乐。”杨晓东说。
“你猜我在哪？”
“家里？”
“不对。”
“滩涂上？”
“太冷了，滩涂上风大，我又不像你那样不怕冷。”
“那你——”
“我在厦门，”邱玉林说，“我没回东埔。我爸也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在厦门过的年。我爸说既然我在厦门读书了，就来这边过年，顺便看看我上学的地方。这是他第一次在东埔以外的地方过年。他说外面的世界确实不一样。我们现在住的旅馆就在海边，窗帘拉开就能看到海。这边的海真的是蓝的，不是灰的。他看了很久，然后说——‘阿琳，你以后就在这里好好发展，不用总想着回去。我跟你弟在东埔好好的，你不用惦记。’”
杨晓东靠在院门口的墙上，看着东埔上空的烟花，想着此刻在厦门的邱玉林拉开窗帘看到的那片蓝色的海。她说过很多次，东埔的海是灰色的，厦门的海是蓝色的。现在她终于活在蓝色的海旁边了。
“正月十五你回来吗？”他问。
“回来。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去看灯。”
“叫上尚杰。”
“叫上他。他说他今年不跟那些狐朋狗友一起放烟花了——他跟他们说了他要在海堤上看灯。他想来。”邱玉林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你把他带歪了。”
“是你把他带正的。”
“是我们。”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抬头看着夜空中炸开的烟花——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火花在东埔的夜空中绽放，照亮了整个海面。和去年除夕看到的烟花一模一样。但今年站在这里看烟花的那个男孩，口袋里装着十三个月的贝壳碎片，成绩单上写着“全班第三”，心里刻着一行石头上的字——“好事也会轮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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