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很多年前，我带过一个学生。他叫杨晓东。”她老了，记性不如从前了，有时候会把邱尚杰的名字和杨晓东的名字搞混，但从来没有人纠正她。因为学生们都知道，这两个名字本来就不需要分得太清楚。

    杨建国和妻子依然住在东埔村的老房子里。每年除夕，桌上会多摆一副碗筷。那个位置上没有人坐，但杨晓雨每次都会往那个碗里夹一块红烧肉，就像当年她哥把鱼肚子上的肉夹给她一样。

    那片滩涂，潮水每天涨落两次，从不爽约。那座废弃的灯塔还在海堤尽头，石墙上长满了青苔。灯塔底座上有人用石头刻了两个人的名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子写的。没有人知道是谁刻的，也没有人去擦掉它。因为每个在东埔长大的人都知道，有些名字不需要擦。

    每一个退潮的午后，滩涂上都会出现挖蛤蜊的人。有小孩，有老人，有从外地来的游客。他们拎着红色的塑料桶，弯着腰在泥里摸索，偶尔找到一个大个的蛤蜊，高兴得举起来给同伴看。那块大石头上刻着的字还依稀可见。海风把远处的海浪声送过来，和挖蛤蜊人的笑声混在一起。有一个小女孩问她妈妈：“石头上刻的是什么字呀？”她妈妈看了看，说：“好事也会轮到我。”小女孩又问：“那好事是什么？”她妈妈想了想，说：“就是你想等的人，一定会来。”

    而在东埔海堤上，每年的元宵节都会挂起灯笼。有一盏灯笼每年都在换新的，纸面上永远画着一只海鸟——翅膀一边大一边小，嘴巴画得太粗，底座上写着两个小字。有一个人每年都在海堤上走一圈，手里提着两盏灯笼，一盏新、一盏旧。她的手腕上戴着一条褪了色的红绳，旁边还有一条银链子，吊坠是一枚封在树脂里的贝壳。海风吹过的时候，吊坠会轻轻晃动，在灯笼的光里闪一下，像一颗永远不会熄灭的星。

    她已经不哭了。不是不想哭，而是她用两年的时间把眼泪都流进了汤里、菜里、每一盘九层塔炒蛤蜊里。如果你问她那盘蛤蜊为什么那么好吃，她会笑着跟你说——因为放了糖。你不信的话，可以点一盘试试。

    她走过那块大石头的时候，会停下来，用手指摸一摸石头上那行刻痕。刻痕的边缘已经被海风磨圆了，但每一个笔画都还在。摸完之后她会站起来，继续往前走。海风吹起她的头发——她还是习惯扎马尾，只是比以前长了很多，发梢飘起来的弧度和她十六岁那年一模一样。

    在她身后，海正在退潮。滩涂上那些细小的沙蟹从泥洞里钻出来，在月光下横着身子奔跑，留下一串串细密的脚印。海水退到最低点的时候，整片滩涂露出来，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天空。而在镜子中央，有一块大石头，石头上刻着一句话。

    那句话是某个人用圆珠笔一笔一画刻上去的。她刻的时候他不在，他是第二天下午一个人来看的时候才发现的。后来他没有机会再来了。但他的口袋还在那里——在石头上，在灯笼的光里，在每一个退潮的午后，在每一个涨潮的午夜，在她每一次炒蛤蜊时多放的那一勺糖里。

    有些爱，始于五金店的一次回眸，终于一个全村的“为你好”。

    那片海见证了最干净的爱情，也见证了最残忍的青春。

    但石头上的那句话，海风没有吹掉它。她说，好事也会轮到我。他说，不管等多久，我都在。

    海风还在吹。潮水还在涨。石头上那行刻痕还在，一年比一年淡，但一笔一画都还在。东埔的海风腐蚀了铁器、招牌和人的皮肤，但有些东西它腐蚀不了。不是因为它们坚硬，而是因为有人在不断地用指尖去描摹它们——每一次抚摸都是重新刻一遍，每一次念出来都是重新活一次。

    滩涂上那个泉眼还在往外冒淡水，水很清，一眼能望到底。和那个男孩的眼睛一样干净。

    如果你有一天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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