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对阿黄苦笑一下，说“今天走不动了，咱爷俩就在这儿站站吧”。阿黄就把尾巴垂下来，安静地蹲在老李脚边，用自己的背贴着他的小腿。它不懂“走不动了”是什么意思，但它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拽绳子，不能像以前那样急吼吼地往前冲。它会乖乖蹲好，一动不动，直到老李重新迈开步子。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一月中旬就下了第一场雪，雪不大，薄薄的一层铺在青石板路上，像谁在上面撒了一层细盐。阿黄不怕冷——它虽然是土狗，但毛厚，冬天反而比夏天更精神。老李却怕冷怕得厉害，出门得穿两件棉袄，围巾在脖子上绕三圈，走起路来整个人圆滚滚的，像一颗会咳嗽的粽子。有一天晚上雪下大了，老李坐在藤椅上，膝盖上搭着一条旧毛毯，面前的小炭炉上烤着两个红薯。阿黄趴在藤椅旁边，下巴搁在自己的前爪上，眼睛一会儿看红薯，一会儿看老李。老李那天话特别少，从下午到晚上总共只说了三句话——“下雪了。”“红薯该翻面了。”“阿黄，过来。”最后那句阿黄听懂了，它站起来走到藤椅边上，老李把毛毯掀开一个角，拍了拍自己的腿，阿黄就把前爪搭在他的膝盖上，把脑袋凑近他的胸口。老李一只手揽着阿黄的背，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旧照片，对着炭火的光，看了很久。

    照片上的麻花辫女人是他老伴，走了快十年了。阿黄没见过她，但它认识这张照片——老李每次喝了一点酒就会把照片拿出来看，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笑了，有时候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今天他没有喝酒，也没有笑，只是看。看了好一会儿，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朝上放在膝盖上，对阿黄说了一句话。

    “阿黄，等我走了，你咋办？”

    阿黄的耳朵动了动。它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听到了“走了”这两个字——它认识的，平时老李出门前都会跟它说“我走了，你看好家”，但它觉得这一次的语气和平时不一样。平时的“走了”是轻的，尾音上扬，意思是出门买菜或者去巷口下棋，很快就会回来。这一次的“走了”是沉的，尾音往下坠，像是老李在护城河边站累了、扶着电线杆喘气的时候说话的声音。阿黄不懂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但它本能地把脑袋更深地拱进老李的怀里，用湿漉漉的鼻头蹭他的毛衣，发出细细的、急切的气声。

    老李没有再说话。他把照片塞回口袋，把毛毯重新盖在阿黄身上，然后靠在藤椅上，闭着眼睛，手一下一下地顺着阿黄的背脊。炭炉上的红薯烤焦了，发出一股甜丝丝的焦香，飘满了整间屋子。阿黄趴在老李膝盖上，听着炭火噼啪的声音和老李胸腔里那面闷鼓的咚咚声，慢慢闭上了眼睛。它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是那只巴掌大的小土狗，被雨淋得透湿，缩在垃圾桶旁边发抖。然后一双粗糙的大手把它捞起来，揣进棉袄里，棉袄上有很浓的烟草味，很暖，暖得它一下子就睡着了。梦里有人对它在说，“跟我回家吧。”那个声音很粗，像砂纸磨在木头上，但语气是软的，软得像巷口老槐树下那堆金黄的落叶。

    那场雪断断续续地下了半个月。

    老李的咳嗽声成了这间屋子里最常响起的声音，比翻红薯的动静更频繁，比炭炉上水壶烧开的哨声更刺耳。夜里阿黄趴在床边，听着老李一声接一声地咳，咳到床板都在震，咳到隔壁的灰猫在墙根下发出不安的叫声。它站起来，用鼻子拱开卧室的门——老李后来已经不关门了，因为他半夜要起来好几趟，关节僵硬得手指都弯不起来，推不开那道年久失修的木门。阿黄走进卧室，把前爪搭在床沿上，用舌头舔老李垂在床边的手。手是凉的，指节肿胀，皮肤干裂，指缝里还残留着白天卷过烟的烟草味。老李被它舔醒了，睁开眼睛，浑浊的眼珠在黑暗中缓慢地转动了一下，然后落在阿黄脸上。

    “渴了？”老李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出来原来的样子。

    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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