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收拾东西。他们把一个又一个纸箱子搬出去，把老李的旧棉被、旧衣服、搪瓷盆、暖水瓶都装进黑色塑料袋里。阿黄挡在藤椅前面冲他们龇牙，后腿绷得紧紧的，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陈婶的儿子不敢靠近，最后还是陈婶过来把它抱住了，一边抱着它一边说：“不动藤椅，咱们不动藤椅，就收拾别的。”

    后来藤椅留下了。别的东西都被搬走了。老李的搪瓷杯、老李的烟灰缸、老李那个缺了角的收音机，全不见了。阿黄在院子里转了三天，到处嗅，到处找，什么都没找到。第四天它不找了，它明白了——那些东西不是被收起来了，是被带走了，和老李一样，被带走了。

    老赵搬完了一车东西，拍拍手上的灰，看见阿黄站在巷口，冲它咧了咧嘴：“阿黄！你家那破藤椅该扔了啊，都快散架了，我帮你收走？”

    阿黄冲他低吼了一声。老赵赶紧摆手：“行行行，不动你的破藤椅，瞧你护的。”他蹬着三轮车走了，车轮在石板路上颠得嘎嘎响。

    阿黄跑回院子。藤椅还在。它走过去用鼻子拱了拱藤椅的扶手，确认它没有被搬走，然后才趴下来。它的心跳得有点快，刚才那一幕让它受了惊。它把脑袋埋在藤椅坐垫上，用力吸了一口气。坐垫上那股烟味已经很淡很淡了，淡到几乎和空气本身没有区别，但它还是使劲地嗅，像要把它从棉絮的每一根纤维里拽出来。

    它嗅着嗅着，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那天老李坐在藤椅上抽烟，它趴在旁边打盹。太阳暖烘烘的，晒得皮毛都发烫。老李抽完一根烟，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低头看着它，忽然说：“阿黄，你说人活一辈子，到底图个啥？”它当然听不懂，只是翻了个身露出肚皮让他挠。老李没有挠它的肚皮，只是把手放在它胸口上，感受着它的心跳。“你真好，”老李说，“你什么都不用想。”

    它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什么都不用想”。现在它还是不懂。它只知道想一个人的时候胸口会闷，心会慌，耳朵会不停地听，眼睛会不停地看。它只知道这种闷、这种慌、这种听和看，从老李走的那天起，就再也没停过。

    下午的时候变天了。太阳缩回云层后面，风大了起来，吹得院子里的槐树哗啦啦地响。阿黄把藤椅底下的落叶重新铺了一遍——风把叶子吹乱了，它得一片一片叼回来摆好。它做这件事的时候很认真，尾巴一动不动，耳朵却转来转去地听着周围的动静。风声里夹着巷子里各种各样的声响——邻居家的电视在播午间新闻，楼上有人在阳台拍被子，远处学校的铃声刚响过。这些声音它都熟，熟得可以闭着眼睛分辨出每一种。

    可它最想听见的那个声音，从来没有出现过。

    铺好叶子，它趴在藤椅底下，把下巴搁在落叶堆上。风从藤椅的缝隙里吹进来，吹得它嘴边的白毛微微颤动。它闭着眼睛，在脑海里翻找着老李的声音。不是具体的哪句话，只是那个声音本身——沙哑的、慢吞吞的、带着点痰音的嗓子，叫它名字的时候尾音会微微上扬，像哼歌一样。以前老李只要在巷口喊一声“阿黄”，它无论在院子哪个角落都会噌地窜出去，跑得耳朵贴在脑袋上，尾巴抡得像个风车。那时候它跑得快极了，四条腿像装了弹簧，从院子到巷口只要几秒钟。

    现在它跑不动那么快了。后腿不争气，跑两步就酸。再说巷口也没有人喊它了。

    傍晚的时候陈婶又来了。这回不是送饭，是来给院子里的水龙头裹防冻布。天快冷了，水管不裹上夜里结冰会把管子冻裂。陈婶蹲在水池边上，一圈一圈地缠着黑色的防冻棉，嘴里念叨着：“这院子要不是你住着，早该收拾了。你看看这墙皮掉的，你看看这石榴树死的，你看看这——”她回头看了一眼藤椅底下的阿黄，后面的话没说出来。

    阿黄从藤椅底下钻出来，走到陈婶旁边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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