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乌龟。

    那天晚上，阿黄没有做梦。它一整夜都半睁着眼睛，盯着巷子口的黑暗。冬天的夜很长，长到能听见水缸里冰层慢慢变厚的声音。它把老李的旧外套叼起来放在自己身边，把鼻尖埋在袖口的烟草味里。那个味道比两个月前又淡了一点。味道是会散的，无论保存得多小心，气味分子都会一点一点从布料的纤维里逃离。阿黄不懂这个物理原理，但它本能地知道，老李的味道在一天天变淡，而它没有办法阻止。

    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阿黄做了一件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它走进堂屋，把门推开一条缝，挤了进去。

    堂屋里很暗，窗帘拉着，空气里有一种潮湿而沉闷的味道，混着樟脑丸和旧纸张的气息。老李走的那天窗帘被王婶拉上了，之后再没有人拉开过。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细细的金线，光柱里飞舞着无数微尘，像是整个房间还在用最后一点力气呼吸。

    阿黄站在门口，让眼睛适应了黑暗，然后开始一样一样地看过去。

    墙角是老李的藤椅。藤椅上搭着一条旧毛毯，毛毯上还印着老李膝盖的形状。阿黄走过去，用鼻尖碰了碰毛毯，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脑袋搁在上面。藤椅发出一声轻微的咯吱声，那是它承载过无数次老李午睡的重量之后学会的唯一一首歌。

    茶几上是老李的搪瓷缸。缸底结着深褐色的茶垢，缸沿磕掉了一块瓷。阿黄凑过去闻了闻，里面早就没有茶的味道了，只有一层细细的灰尘。它舔了舔那个磕掉瓷的缺口，舌尖上凉凉的，什么味道都没有。那个位置是老李嘴唇碰得最多的地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墙上挂着一本撕页日历，停在王婶撕到的那一页，日期是两个月前的某一天。日历旁边是一面镜子和一张镶在玻璃相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梳麻花辫的女人笑得眉眼弯弯。阿黄认识这张照片。老李以前经常把它从墙上取下来，用袖口擦擦玻璃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对着照片说话。有时候阿黄趴在他脚边能听见只言片语——“今天冬至了，包了你爱吃的饺子”——“隔壁王婶说巷子口又在修路，咱们刚搬来那会儿也在修路，你记得不”——“阿黄今天学会叼拖鞋了，你要是还在，肯定笑得跟当年在厂里看文艺汇演似的”。

    阿黄走到照片前，仰起头，发出一声很轻很轻的呜咽。那声呜咽轻得像冬天早晨窗户上化开的第一缕霜，但它回荡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却清晰得能砸碎人心。

    它转过身，打算回门口继续等。就在它转身的时候，余光扫到了床底下的一双旧布鞋。它走过去，叼起左边那只布鞋——鞋底磨得只剩薄薄一层，比右边的磨损严重很多，是老李走路时左腿吃劲更多的证据——回到门槛边，把布鞋放在铺好的旧外套旁边。然后它趴在布鞋和外套中间，把脑袋枕在布鞋的鞋面上，让外套的袖子搭在自己身上。

    外套是老李的。布鞋是老李的。藤椅上的毛毯是老李的。茶几上的搪瓷缸是老李的。墙上的照片是老李天天看的人。阿黄被所有这些老李的痕迹包围着，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

    那个味道还在。很淡很淡了，但还在。就像收音机调到最微弱的频道，要凑得极近才能听到一点沙沙的电流声。但只要那个声音还在，它就不会走。

    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动了藤椅上的毛毯，吹动了茶几上的日历，吹动了阿黄耳朵上的碎毛。阿黄把鼻子往布鞋里又拱了拱，找到了一点点残留的温度——其实是布鞋吸收了白天的阳光，但它分不清温度和阳光的区别。它只知道那是暖的，是老李穿这双鞋时留下的暖。它把这份暖牢牢地压在胸口底下，就像是老李的手还搭在它身上，就像天黑之前他还坐在藤椅上抽烟，就像炉子上还炖着他给它留的那碗粥。

    院子里，王婶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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