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层薄薄的光。
王阿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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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阿黄从凹痕里爬出来，走到床头柜旁边。
床头柜上放着那张照片。黑白照片，麻花辫女人。照片旁边是老李的眼镜——老花镜，镜腿缠着胶布，镜片上有一道划痕。老李不怎么戴眼镜，只有看报纸的时候才戴上，看完就摘下来放在照片旁边。
阿黄用鼻子拱了拱照片。
照片在床头柜上滑了一下，靠在了眼镜旁边。阿黄又拱了拱眼镜，眼镜歪了，它用爪子拨了一下，把眼镜拨正了。
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放在一起，应该整整齐齐的，像老李在的时候一样。
老李在的时候，床头柜上永远只有三样东西——照片、眼镜、一杯水。水每天换，照片每天擦，眼镜每天摘下来放在固定的位置。阿黄有时候趴在床底下，看着老李的手伸过来，把眼镜放在照片旁边，动作很轻，像怕吵醒什么人。
现在没有人放眼镜了。
阿黄把鼻子凑到眼镜上，闻了闻。
有一点点油脂的味道，是老李鼻梁上蹭上去的。还有一点点樟脑丸的味道，是从抽屉里沾的。
它舔了舔镜片。
镜片上多了一道湿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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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时候，天又阴了。
气象预报说今晚还有雪。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潮湿的寒意。阿黄趴在藤椅下面，把垫子拱到最舒服的位置，然后蜷缩起来。它的身体比上个月小了一圈，蜷起来只占凹痕的三分之二。
它闭着眼睛，耳朵却没闲着。
巷子里的声音它都记得——收废品的老头每天下午五点半准时经过，自行车铃铛叮当响；隔壁张家的小孩六点放学，在巷子里追跑打闹；对面院子里那只花猫七点左右会跳上墙头，喵喵叫几声。
今天这些声音都准时来了。
但有一个声音没有来。
那个拖沓的、缓慢的、中间夹着咳嗽的脚步声。
那个声音从老李走的那天起就没有来过。
阿黄知道。它知道那个声音不会再来了。它的耳朵每天都在等，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等来的只有沉默。
但它还是等。
耳朵贴着地面，听着门外的石板路。听着高跟鞋来了又走，听着胶鞋底来了又走，听着自行车铃铛响了又停。听着风把落叶吹过院墙，听着雪粒子打在玻璃上。
听着所有声音，唯独不听那个。
因为那个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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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雪又下了。
这一次的雪比腊八那天的还大，大片大片的，像撕碎的棉絮从天上撒下来。风也大了，呼呼地吹过巷子，把雪花卷进窗缝，落在窗台上，落在地上，落在藤椅的扶手上。
阿黄蜷在垫子上，尾巴裹着鼻尖。它睡着了，又做梦了。
梦里它回到了很久以前。那时候它还小，毛是亮亮的黄白色，爪子肉乎乎的，跑起来一颠一颠的。老李牵着它，走在护城河边。柳树刚发芽，绿茸茸的，风一吹，柳絮飘得到处都是，落在它的鼻子上，它打了个喷嚏。
老李笑了。
"阿黄，你这喷嚏打得比炮还响。"
他蹲下来，用手掌揉了揉它的脑袋。那只手是热的，带着烟草味，指腹上的老茧蹭过它的耳朵。
"走吧，回家。"
他们沿着护城河往回走。老李走得不快，阿黄跑在前面，又跑回来，绕着他的腿转圈。老李咳嗽了两声，停下来喘了一口气。阿黄蹲在他脚边，用脑袋顶他的手。
"没事，老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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