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一整夜。窗外是白惨惨的路灯和空荡荡的街。月亮很高，像只半睁半闭的眼。我在等天亮。

    第二天一早，我把女儿托给旅社老板娘照看半天。那老板娘五十来岁，人不错，满口答应。我回屋背上麻袋，出了门。走时回头看了一眼，女儿站在门口，小小的一个。她朝我挥挥手，说：“爸爸，早点回来。”我笑了笑，说：“好。”

    苦竹坳还是那个样子。村口的大樟树像一具被雷劈过的枯骨。帐篷还在，越野车还在。那些人不在帐篷里。我贴着土坎摸过去，看见其中两个蹲在井边，正用塑料桶从井里舀水。水装在桶里，黑亮亮的，像刚溶了的沥青。第三个站在树下，正举着手机讲话，可那手机屏幕是黑的。他讲两句，停两句，像在听，又像在自言自语。我躲在草丛里，听见他对黑着屏幕的手机说：“今天再取三桶。够了。下面的能出来。”那声音平平板板的，不像活人的调子。

    我握紧了钢筋剪。先把两辆越野车的四个轮胎全剪了，再绕到帐篷后面，找到电源线，一剪子夹断。最后摸到井口附近，把细钢链从井边一根断裂的树根底下穿过去，绕了井口两圈，用大铁锁锁死。那钢链不长，刚够把井口封严。我做完这些，正想回头，头顶一阵阴风压下来。那个“打电话”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身后，离我不到五步。他穿着迷彩服，眼白布满了红丝，嘴角还沾着干了的黑泥。他歪头看我，像在辨认什么。

    “楚家的。”他吐出三个字，声音沙得像砂纸。紧接着咧嘴笑了。那嘴一张，黑泥就从牙缝里往外掉。他朝我迈了一步，第二步没迈出来，整个人像被抽了筋骨一样，软塌塌地倒在地上，没了动静。我上前探他鼻息，有气。我不去管他，朝井里看了一眼。井水已经退下去了，不再往外漫。钢链上的锁闪着银光，我顺手把剩下的黄纸全铺在井盖上，又撒了厚厚一层石灰。那石灰遇水“嗞”地响起来，腾起一股子白烟。白烟里我仿佛听见有人叹了口气。极轻极轻的，轻得能被风吹散。

    我起身往村外走。没走几步，整个人像被什么拽住了脚跟。我低头看，脚底下一片黑乎乎的泥。那泥在动。像液体一样，从地缝里往我的鞋底上爬。我用力拔脚，鞋底带起一道黏丝。我跑起来。身后那两个人的脚步声跟着响起来。他们从井边站起来了，一前一后，踉跄着朝我追。他们的嘴全张着，黑泥从喉咙里涌出来，顺着下巴淌。他们不像跑，像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扯着。我一路朝村后山上跑，跑了百来米，回头，那两个人已经停了。他们并排站在大樟树下，和我第一次见时一样，直挺挺的，三双眼睛瞪得老大，嘴里塞满了泥。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苦竹坳。回到镇上，天已过午。女儿在旅社门口等我，看见我，跑过来拉住我的手。我浑身是汗，衣服又潮又脏。她没嫌弃，只仰着头说：“爸爸，你又和它们打架了。”我喘着气说：“嗯，打完了。”她眨眨眼：“赢了吗？”我想了想，说：“还没。不过快了。”

    回房后，我洗了把脸。镜子里的我，胡茬青青的，眼窝陷得像两个洞。我对着自己说：“最后一回了。一定得想个法，把井填了。”可填井哪是那么容易的事。那井通的是楚家守了几百年的地下水路。填了井，水路还在。要断，得把水路也断了。而那条水路，在云南。我封住的“清井”，和这里这口“浊井”，本来就是同一根血管的两头。我在这头按得再死，那头不松，血还是会流过来。

    得回云南。可这一回，我不打算一个人。我找了龙老四。这次他二话没说就来了，还带了个帮手，是个哑巴，据说是他表弟，做赶山人，路熟，能扛东西。我说我要运一批东西去云南，问他跟不跟。他搓着手，说：“钱到位，人到位。”我给了个数，他眼睛亮了。我让他给我弄两桶高强度的快干水泥，三袋沙，一把长柄铁锹，几根撬棍，还有一些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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