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钱，要挖山。说那山里有矿。”他抬头看我，眼睛在灯下极亮，“那井，怕是瞒不住了。”
我沉默着，只觉得海风像刀一样，从领口直灌进去。很多年前，父亲跟我说“别去，别去找”，我不听。后来我去了，把自己半条命留在了那里。如今我老了，女儿有了家，外孙考上了大学。我以为日子能平平顺顺地过下去。可这世上总有人，要把地底下的东西翻出来。
我拍了拍龙老四的肩，说：“去家里说。”
那晚，我和龙老四在院子里坐到半夜。他跟我讲苦竹坳的情况。说那队人已经在村外扎了营，有钻机，有测绘仪，还雇了当地几个年轻后生当苦力。他们在后山打了好几个探洞，有两处已经出水。水是黑的。龙老四去看过一次，那水顺着山沟往下流，把半条沟里的石头都染黑了。村里早没人了，乡里也不管。只有那个哑巴表弟还留在附近，偶尔给他传消息。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递个话。”龙老四抽着烟，明灭的火光照着他那张风霜脸，“你是楚家人。那些东西，说到底还是你们家的。你发句话，我回去就找人，把路给它炸了。谁也别想上去。”
我沉默。院里月季开得正好，月光下红得发黑。过了很久，我说：“你别乱来。我跟你去。”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烟抽完，他往地上一摁，说：“行。我等你两天。”
第二天，我跟家里说，有个旧友从南方来，要陪他回去办点事。妻子半天没吭声，最后说：“你几岁了？”我笑着说：“六十三了。”她说：“你也知道。”可终究没拦。女儿听说我要出门，急得直跺脚。外孙也说：“外公，你刚还说等我去上学呢。”我摸他的头：“你开学还有十来天。外公去去就回，误不了送你。”他撅着嘴，很不高兴，却也没再闹。
两天后，我跟着龙老四，一路往南。先到沅陵，再换车往苦竹坳方向去。越走山越密，路越烂。过了那个熟悉的岔口，路已经不能叫路了，全是大车压出来的泥沟。我们下车步行。天阴得厉害，山里的雾都散不开，沉甸甸地压在山坳里。走到苦竹坳外时，我远远地看见了几顶蓝色帐篷和一辆黄色钻机。灯在雾里亮着，像几颗死鱼眼。
“就是那。”龙老四蹲在草丛里，低声说。
我蹲在他旁边，看着那队人。有人在搬钢管，有人在机台旁看仪表。还有个人，穿着白衬衫，站在帐篷前抽烟，身旁一个黑西装的正在给他打伞。那人背对着我们，看不见脸。可我总觉得，那个背影有几分眼熟。
雾更浓了。我把衣服裹紧了些。胸口那道旧疤隐隐发疼，像被人在上面按了一根针。我转头对龙老四说：“今晚别动。先看看。”他点头。我们像两只老狐狸，伏在草丛里，一直等到天黑透了，才悄悄退回镇上的小旅馆。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闭上眼，就是那口苦竹坳的井，和那些从井里爬出来的、没有脸的东西。我想起那截刻着“楚归”的骨头，还有寄到家里来的那块“镇”砖。原来一切早有预兆。不是那东西回来了。是有人要把它请回来。这比那东西自己回来更可怕。
第二天天不亮，我又去了苦竹坳。这次是我一个人。让龙老四留在镇上，说好正午不回来，就带人上山找我。他没应，只往我包里塞了把砍刀。我走了。雾还没散，满山都是鸟叫。可那些鸟叫听着不对劲，不是清晨的闹腾，是一种极尖极促的、像在逃命一样的啼声。
那队人已经开工了。钻机“轰隆轰隆”地响，震得地皮都在颤。我躲在一丛野茶后面。泥浆从钻杆里喷出来，黑得像砚台里磨了千年的宿墨。空气里有股熟悉的甜腥，从钻孔里一股股地往外冒。几个工人捂着脸往后退，说这泥浆“咬人”。那白衬衫***在不远处，没捂脸，反而笑了。我看见了那张脸。
我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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