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的卫兵持枪而立，站得笔直，看见钱大钧领口上的军衔，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动作干脆利落。
钱大钧带着两个侍从穿过院子往里走。
院子里铺着平整的水泥地面，靠墙种着一排冬青，修剪得齐整。廊下的灯泡全都亮着，光线充足，走廊两侧的墙壁刷着半人高的绿漆，地面是水磨石的，刚拖过，还泛着一层薄薄的水光。
他走进值班室。房间里陈设简单但规整：两张办公桌并排靠墙，桌上摆着电话、台灯和文件夹。墙上挂着一面钟，钟摆一下一下地晃着。一个中年官员正坐在桌前整理档案，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立刻站起来敬礼。
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胸口的钢笔别得端端正正，面带询问地看着钱大钧。
“你们庭长呢？”钱大钧站定了问他。
“回长官——何庭长一直在重庆，忙西南那边的事，没有回来过。”
“副庭长呢？”
“王副庭长随军去上海了，负责前线的军纪督导，走了快一个月了。”
钱大钧站在原地，环顾了一圈这间简陋的办公室。
他转回身来，看着那个官员。
“你是这里的什么人？”
“卑职刘庆山，是王副庭长手下的书记员。副庭长走的时候交代卑职看守好处里的文件和在押人员。”
“你们现在这里一个能做主的人都没有？”
“没有。要紧的事都是打电话去重庆或上海请示。不要紧的事就搁着，等两位庭长回来再说。这几个月没有新案子进来，就——”
刘庆山说到这里咽了口唾沫，好像意识到自己不该多嘴了。他把头低了低，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
“所以你们现在这里就关着汤恩伯一个人。”
钱大钧替他把话说完了。
“是的。重刑犯看守处现在就汤将军一个人。”
还真就汤恩伯一个人啊。钱大钧越想越觉得荒诞。
“带我去。”钱大钧说。
刘庆山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领着钱大钧往里走。
钥匙串上的钥匙不多，只有三四把，碰撞在一起叮叮当当地响。
拐过走廊的时候刘庆山伸手打开了廊灯，灯泡闪了两下才跳亮，照着走廊尽头一扇铁门——门没有窗，只在齐腰高的位置开了一个递饭口，铁皮已经锈得斑驳。
门外的墙上靠着一把扫帚，扫帚头上结了蛛网。走廊里很静，只有两人的脚步声和钥匙轻轻撞击的声响。
刘庆山在铁门前停下，把钥匙插进锁孔。
他拧了两下没拧动，锁芯有些生涩，他力气不够，只得把整个身体的重心压在手上，肩膀抵住门板，用力一扳——铁锁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摩擦声，弹开了。
他抽出铁栓，拉开门，往旁边让开一步，让钱大钧走进去。
牢房里一股霉味和冷砖头泛潮的气味混在一起，扑面而来。
钱大钧下意识屏了一下呼吸。房间不大，三面是裸露的砖墙。
正面是铁栅栏，铁栏杆上布满了橘红色的锈迹，摸一下能在手上留下一层铁锈末。
墙上靠近天花板的位置开着一扇巴掌大的小窗，用几根拇指粗的铁条封死了，只透进来一线灰白色的夜光。
靠墙是一张窄木床，床板上铺着一条灰色棉被。
汤恩伯蜷在木床上，背靠着砖墙，膝盖缩到胸口，两只手抱住自己的小腿。
他的军装早就被剥去了，身上只穿着一件灰白色的棉布衬衫，衬衫的扣子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没扣上。
头发乱成一团，粘在额头上，不知道多久没洗过，几绺发丝被脸上的泪水浸得发硬。
脸上青灰色的胡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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