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链换过三次，但包身还是好的，像他的骨头，像他的命，像他的右手掌心的盐晶，像他的六十年。他往包里装东西——

    一套换洗衣服，一件厚羽绒服（喀拉昆仑的四月还是冬天），一双手套，一顶毛线帽，一包感冒药，一包止疼药（右手疼的时候吃），三颗黑色的昆仑石，那块橘红色的盐晶（灭了光的，普通的石头，放在一个红布包里），沈棠的信（还在信封里，没拆，六十年了，他没拆，他等了六十年，就为了在这一天拆开），扎西顿珠给他的那张纸条（上面写着“二〇四四年四月，叶城找顿珠“），还有他的日记本——从一九八五年写到二〇四四年，写了三十九本，每一本都写满了，每一本都像一块盐晶，像一片风蚀湖的汞液，像一座冰晶祭坛，像六十年来的每一天。

    他只带了一本日记——最后一本，二〇四三年到二〇四四年四月十五号的这一本。其他的都锁在柜子里，放在毛**像的旁边，放在胖娃娃抱鲤鱼的上方，放在那个一九八五年春天的阳光能照到的地方，放在那个六十年后他还能回来的地方——如果他能回来的话。

    他把包背在肩上。背包很轻，但背在他的肩膀上像背着一座盐壳城，像背着三千年前的象雄，像背着喀拉昆仑的雪，像背着风蚀湖的汞液，像背着九层盐塔的每一层，像背着冰晶祭坛上的每一道符文，像背着央金三千年的等待，像背着沈棠家族三代的诅咒，像背着扎西顿珠爷爷的昆仑石，像背着孔庆山三十二年的第八层，像背着林秀芝三十二年的等待，像背着一九八四年冬天的那张地图，像背着一九八五年春天的那碗饺子，像背着六十年来的每一个日夜，每一个日出，每一个日落，每一个右手疼得咬牙的夜晚，每一个摸着信睡觉的凌晨。

    他走到枣树下。枣树的新芽在四月的晨光里闪着绿光，像一颗颗小小的翡翠珠子，像六十年前那棵枣树的新芽，像三十二年前的那棵枣树的新芽，像一九八五年春天的那棵枣树的新芽。他伸手摸了摸树干，树皮是粗糙的，像他自己的手，像他爸的手，像他妈的手，像三十四年的风霜刻在木头上的皱纹，像六十年刻在他脸上的皱纹。

    “我走了。“他说。

    风从枣树的枝头吹过，新芽摇了摇，像在点头，像在说“好“，像在说“我等你回来“，像在说“你一定要回来“。

    他转身走出院子，锁上和平街二十七号的木门。黑色的木门，漆已经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灰白的木头底色，像一块块掉了皮的伤疤，像六十年前他和他爸站在这里的样子，像三十二年前他爸走出这扇门的样子，像一九八四年他送他爸出门的样子，像一九八五年他和他爸一起回来的样子，像一九九八年他爸在枣树下睡着后再也没有醒来的样子，像二〇一六年他妈在枣树下闭上眼睛的样子，像今天他一个人锁上门的样子。

    他把钥匙放在门楣上的砖缝里——那里有一个小洞，是他妈活着的时候放备用钥匙的地方。如果有人来，如果邻居王婶的孙子来收房子，如果政府来拆迁，如果六十年后他回不来了——钥匙在那里，谁都能拿到，谁都能打开这扇门，谁都能走进这个院子，谁都能看到那棵枣树，谁都能摸到那些日记本，谁都能知道这里住过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他去过喀拉昆仑，他见过盐壳城，他答应过一个人六十年后回来。

    他走到街口，叫了一辆三轮车。车夫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穿着一件黄色的马甲，戴着耳机，嘴里哼着歌，看到他背着大包出来，愣了一下。

    “大爷，去哪儿？“小伙子问。

    “汽车站。“孔武说。

    “好嘞。“

    三轮车在费县的街道上穿行。四月的费县已经很热闹了——街道比一九八四年宽了一倍，房子比一九八四年高了一倍，商店比一九八四年多了一倍，路上的汽车比自行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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