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历，他做过隋的内史侍郎，在御前草诏，替皇帝拟旨；论性子，他是出了名的刚直——在隋朝做官的时候，就因为直言劝谏，惹恼过炀帝，一贬再贬，贬到河池郡做了郡守。
他劝谏的那件事，说大不大：炀帝要修离宫，他上书说，天下疲弊，百姓力竭，请省土木。炀帝看了奏章，没有发火，只冷笑了一声：萧郎真是国之忠臣。——次日，贬官诏书就下来了。同僚替他惋惜：一句话，贬出去五百里。萧瑀说：五百年后，没人记得我做过内史侍郎；会有人记得，我劝过那一句。
河池在秦岭深处，山高皇帝远。乱世里，他守着一郡，守得像个孤臣——不附李密，不降薛举，不管外面换了几面旗，他只做一件事：让郡里的百姓，有粮吃，有地种。薛举的人来过两次，许他高官厚禄，他把人轰了出去。
郡里的百姓说：萧郡守，别人来，是抢；你来，是守。
李渊进了长安，遣使送了一封信来。信不长，只问了一句话：萧公，天下已乱，你打算守到几时？
萧瑀看了信，一夜没睡。天亮的时候，他对家人说：收拾行装，去长安。
家人问：唐公的江山，坐得稳么？
萧瑀说：坐不坐得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起兵以来，不屠城，不掠民，进长安秋毫无犯，还开仓放了粮——这天下，让这样的人坐了，百姓的罪，能少受些。
他到了长安，李渊亲自出迎。见了面，李渊没提封赏，先问了一句：萧公在河池，是怎么把一郡的人心拢住的？
萧瑀说：无他，让种地的收得着粮，让交税的算得清账。
李渊听了，点点头，说：这八个字，比十万兵还值钱。
拜民部尚书，封宋国公，参预朝政。
萧瑀做了民部尚书，头一件事，不是查账，是立规矩。
他把户部的老吏召集起来，每人面前一张纸，纸上只有一个问题：你管的那一摊，哪一条最坑百姓？老吏们面面相觑——没人敢答。萧瑀说：答不上来的，回去想三天；答上来的，我不究过往，只看将来。
三天后，收上来的纸，写了满满十张。萧瑀一条一条看，看到“折变”一条，停了很久。折变，就是收税时，官府把应交的实物折成钱，再按官价折算——一笔粮，折来折去，能翻出三倍的账。萧瑀把这一条圈了，说：从今年起，税就是税，粮就是粮，不许折。
户部的老吏，私底下说：这位萧尚书，比前朝的内史侍郎，还难缠。
武德元年的五月，长安城里，最忙的不是六部，是律令馆。
新朝立了，旧朝的律令不能用了——不是不好用，是太多、太苛。隋文帝开皇年间定的《开皇律》，十二条，五百条罪名，条文是好条文，可惜后来加了又加，一年比一年多，到炀帝手里，已经多到百姓记不住、官吏随便解释的地步。李渊下诏：损益律令，删繁就简。
这件事，交给了三个人：裴寂、刘文静、萧瑀。
裴寂管钱粮，刘文静管刑名，萧瑀管礼——他管的那部分，叫“礼律”。
律令馆设在尚书省东偏的一个院子里。白日里，三个人的案头，堆满了旧律新条。裴寂的性子，是最不耐烦看这些的——他宁可去算军饷。刘文静是急性子，一条律文看三遍就烦：这条留着，那条删了，说得干脆。只有萧瑀，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改，改完了还要誊抄一遍，抄完了还要对着念一遍。
裴寂笑他：萧公，你这是写文章呢，还是定律呢？
萧瑀说：律者，礼之文也。礼是骨头，律是皮肉。骨头立不正，皮肉贴不上。
他改到一条“父母在，别籍异财”的旧条，停下来，对裴寂说：这条，隋朝定了，执行得却形同虚设——为什么？因为律文只管治罪，不管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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