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商人，正用波斯话低声谈着生意；角落里有三个汉人绸缎商，喝得面红耳赤，正在划拳；柜台边站着一个新罗的年轻书生，捧着一卷书，就着酒，一句一句地念。
屋角支着一面羯鼓，一个老突厥乐师正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鼓点不紧不慢，像远路上的驼铃，又像风过戈壁的呜咽。满屋子的人，各说各的话，各喝各的酒，可那鼓声一响，所有人的话头都顿了顿——胡人的鼓，汉人的酒，在这间小屋里，混成了一炉。
桌上摆着胡人饭食：一盘胡饼，金黄酥脆，面上撒着芝麻；一碟手抓羊肉，炖得酥烂，撒着孜然；还有一坛葡萄酒，坛口用红布封着。胡饼是现烤的，炉子在柜台后面，伙计用铁叉把饼贴进炉壁，烤到两面焦黄，再用铁叉挑出来，热气腾腾地端上桌。有汉人客人头一回吃，烫得直吸气，却舍不得吐：“香！真香！长安城里的饼，没这个味儿！”
伙计又端上一屉饆饠，给熟客尝新——面皮裹了馅，捏作小枕的模样，在炉壁上烤得两面金黄：有裹蟹黄的，有裹羊脂的，还有裹时新果子的，咬开一角，滚烫的馅心便淌出来。这吃食西域传来不过几十年，如今连官宦人家的庖厨也学着做。阿依娜说：饆饠要趁热吃。凉了，就不是长安的味儿了。
“这是面好。”阿依娜笑着接话，“我们胡人的饼，面要揉三遍，醒一夜，烤出来才酥。你们长安的饼，讲究的是软；我们胡人的饼，讲究的是脆。”
“脆好！脆了，才咬得出麦香！”那客人又咬了一大口。
康萨宝一进门，柜台后的女子就笑了。
她叫阿依娜，粟特人，跟康萨宝是同一个城出来的。她的母亲是撒马尔罕的舞娘，父亲是康国的马商，她十二岁跟着商队来长安，在西市开这家酒肆，一开就是十年。十年里，长安的胡姬酒肆开了一家又一家，有波斯人的，有突厥人的，有回纥人的，可阿依娜的这家，始终是西市最热闹的——不为酒好，为她这个人。
“康萨宝，”阿依娜用粟特话喊他，“你来了。老样子？”
“老样子。”
阿依娜转身，从架上取下一只银壶，给他斟了一碗酒。酒色清亮，微微泛绿，是西域的三勒浆——用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种果子酿的，入口酸甜，后劲绵长，是胡商们最爱的酒。她又从炉边夹了两张胡饼，一张塞进他手里：“趁热吃。你瘦了。”
“走路的缘故。”康萨宝咬了一口胡饼，含糊地说，“河西的风大，吹人。”
“又要走了？”阿依娜的手顿了一下。
“嗯。货备齐了，后天出关。”
阿依娜没接话，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康萨宝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背影，心里忽然有点说不清的滋味。十年了，他每年在长安待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都在路上。阿依娜的这家酒肆，是他漫长旅途里唯一固定的灯火——每次他从撒马尔罕回来，走进这家店，看见她站在柜台后的样子，就知道：长安，到了。
酒肆里来了几个年轻的汉人公子，锦衣华服，一看就是长安城里的纨绔。他们一进门，就有人喊：“阿依娜！给我们唱支曲子！”
阿依娜笑着摇头：“奴家只会卖酒，不会唱曲。”
“不会唱曲，那舞一支？”一个公子哥儿起哄，“胡姬舞罗衣，长安城里谁不知道！”
满座哄笑。阿依娜也不恼，只是笑着，给每个人斟满酒。康萨宝在边上看着，忽然想起李白。他见过李白一次——那是三年前，李白在长安，有一回喝醉了，走进阿依娜的酒肆，进门就念了一句诗：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满座的人都不懂什么叫诗，可听李白念出来，都觉着好听。阿依娜当时脸红了一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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