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兵再无干系。这一改，看起来是省了麻烦，实则埋下了大患：职业兵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朝廷的号令；将军手握重兵，便有了自己的分量。

    第二道裂缝，在将。

    开元以前，边帅多由朝廷重臣出任，事毕即还，兵不宿将；开元以来，边将久任，节度使一身兼数职——军政、财政、监察，尽在其手。到天宝年间，天下的边兵，总数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而长安城里的禁军，不过十二万。猛将精兵，尽在边镇；中央之兵，不足边军之零头。范阳那个叫安禄山的杂胡将领，一人领了三镇节度，拥兵近二十万——他的兵，认他不认朝廷。这些，开元二十九年的人还看不见；看得见的人，说了也没人信。

    第三道裂缝，在财。

    均田制坏了，租庸调也跟着坏——田地买卖，户籍隐漏，朝廷收的税，一年比一年难收。开元初年，宇文融主持括户，检括天下逃户，得户八十余万，算是给国库续了一口气；可这只是治标。府库的充盈，一半靠的是开元初年的积蓄，一半靠的是聚敛之臣的巧取。等到李林甫为相，专权固位，排挤言路，朝堂上的声音，就只剩下一种了。李林甫不学无术，却精于权术。他把言路堵死：玄宗想提拔的谏官，他先安排到闲职；敢上疏直言的，他寻个由头贬出京去。他常对朝士们说：明主在上，群臣只要顺从照办就好，何必多言？于是朝堂上，再没有人议论边事、兵事、财赋——大家议论的，只剩下歌功颂德。安禄山在范阳的动静，边将拥兵的隐患，南诏边境的怨气，都在这“何必多言”四个字里，被轻轻盖了过去。史家后来说，开元之治的清明，到李林甫为相，就断了。

    这三道裂缝，边将、财赋、朝纲，合起来，就是后人所说的“外强中干”——表面上看，四海升平，兵强马壮；骨子里，兵不识朝廷，财不敷急用，言路壅塞，上下相蒙。史家后来说，开元之盛，盛在表面；天宝之乱，乱在骨里。骨子里的病，是从开元末年就开始的。

    那时候，不是没有人看见。

    张九龄看见了。他做宰相的时候，玄宗问他安禄山其人如何，他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不听，反而觉得张九龄多疑，后来竟因此疑他。开元二十八年，张九龄病逝于韶州。他死的时候，天下还不知道，那个被他说中的人，正在范阳一天天做大。

    很多年后，有一位诗人路过长安城郊，听见老兵和新兵的道别声，写下过这样的句子——那时候，天下已经不再是开元的样子了：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而开元二十九年冬的长安，还看不见这些。

    那一年的冬天，玄宗在兴庆宫里，看了一场胡旋舞。舞罢，他赏了乐工，又饮了几杯酒，对高力士说：朕即位以来，近三十年，四海无事，四夷宾服。朕觉得，这天下，算是坐稳了。

    高力士赔笑：陛下圣明。

    玄宗又说：当年太宗皇帝，四夷称“天可汗”；朕今日，也算是吧。

    高力士没有接话。他侍奉天子四十年，见过太宗的余威，见过武后的铁腕，见过中宗、睿宗的乱局，也见过这个天子从意气风发到踌躇满志。他隐约觉得，有些话不该说，说了，天子也不爱听。他只是又给天子斟了一杯酒。

    宫墙外，冬天的风，正从剑南的方向吹过来。风里，什么也听不见。

    开元二十七年秋，册封使自剑南回京复命。

    玄宗在紫宸殿召见。册封使呈上南诏的谢表，又述了一路的见闻：苍山的马，洱海的船，蒙舍川的稻田，姚州的集市——说得很细，玄宗听得很入神。末了，玄宗问了一句：

    “南诏如何？”

    册封使顿了一顿，斟酌着措辞，答道：“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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