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马的人，如今连儿子都要牵着走；这“牵”，是牵向储君之位，还是牵向一刀？他有时远远望着段夫人和安庆恩在廊下说笑，那笑声清脆，像针，扎得他太阳穴突突地跳。他不是恨那孩子，是恨父亲——恨父亲把“父子”二字，当成了可以随手置换的棋子；而他自己，正是那枚随时会被换下的棋子。棋手若瞎了眼、乱了性，最先丢的，往往是手边最旧的那枚。安庆绪懂这个道理，却不敢承认：承认了，便是承认自己，离那“被丢”的时刻，不远了。

    洛阳宫里的日子，于他是一场慢性的凌迟。疽疮烂到深处，脓血沾满了寝衣，他夜里常疼醒，醒了便骂，骂完了又叫人拿酒来灌。酒入愁肠，他有时也哭——一个三百年未有之胡人皇帝，哭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江山。哭完了，第二天照旧鞭人、照旧疑人、照旧在段夫人面前摩挲安庆恩的头顶，把长子安庆绪的心，一下下按进冰窖里。御医们私下说，这疽疮已入了脏腑，便是神仙也救不得；可没人敢把这话奏明——奏明了，便是自己替皇帝，下了那道催命的旨。于是人人瞒着，人人看着他一天天烂下去，像看着一座自己点了火的楼，烧到梁断，也无人去泼那一桶水。这“无人去泼”，才是盛唐坠入藩镇之乱后，最深的寒：当臣子们连国君的死活都懒得管，这国君，早已先死于人心了。

    史思明在河北，听说洛阳皇帝“病目益甚，喜怒无常”，只微微一笑。他与安禄山同岁，只大他一日，却比他清醒。他手握范阳、常山一带的精兵，是叛军里真正能打的。安禄山称帝，他表面称臣，心里却早存了别的算计——一个连自己儿子都镇不住的瞎子，凭什么让他史思明一辈子低头？他二人本是同乡同里，一道在幽州军中发迹，当年是安禄山举荐了他；可举荐者一旦成了暴君，被举荐者便再不愿做那条被牵的“马”。这一笑，史书没记，可河北的风，记下了。那一年的正月，叛军的两大支柱，一根在洛阳烂着，一根在河北冷着，都朝着“散”字，悄然走了一步。

    第二节弑父之谋——严庄与安庆绪

    帐外的耳语，是从腊月就开始的。

    安庆绪找严庄，是私下里的密谈。两人都怕被人听见——怕的不是旁人，是安禄山的耳朵。那双瞎眼虽看不见，耳朵却像长在了别人心口上。于是他们把地点选在严庄的私帐，屏退左右，连灯火都拨到最暗。

    “严公，”安庆绪压着嗓子，“父皇近日，常提易储之事。”

    严庄不语。他何尝不知？安禄山每一次当着他的面夸安庆恩，都是在抽安庆绪的凳子。可严庄的怕，比安庆绪更深一层——他自己，也是安禄山鞭下逃出来的。他因议事偶有不合，被瞎眼的皇帝揪着头发摁在地上，鞭背数十，鞭完还问：“朕的鞭，甜不甜？”那种羞辱，严庄这一生，忘不了。他帮安禄山打下半壁河山，到头来连一条命，都悬在皇帝的一时喜怒上。

    “殿下，”严庄终于开口，声音比帐外的风还冷，“您是圣武皇帝的长子。可圣武皇帝若真立安庆恩为太子，殿下可知下场？”

    安庆绪喉头滚动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历史上废太子有几个善终？更何况他父亲连亲信都杀，何况亲子？他想说“父皇不至于”，可话到嘴边，想起父亲摩挲安庆恩头顶的那只手，便一个字也吐不出。那手，曾拍过他的肩，如今拍在弟弟肩上，凉得像铁。他性子本就懦弱，从小在父亲的威风下长大，连大声回话都不敢；可懦弱的人，一旦被逼到墙角，也会生出一股不要命的狠——那狠，不是勇，是怕，怕到极处，便顾不得父子那层皮了。

    “与其等他动手，不如……”严庄没说完。他不必说完。安庆绪懂了，烛火映着两张苍白的脸，谁都没再出声。有些话，说破了便是死罪；可不说破，死的是自己。

    严庄又补了一句：“还需一个人。一个能近得了陛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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