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在灯下擦拭手上的血，安庆绪在空荡的寝殿外，跪到膝盖失去知觉。一个政权的崩裂，往往不在刀兵相见的那刻，而在它最核心的那间屋子里，几个人心照不宣地，把“忠”字，悄悄改成了“弑”字。这一改，改掉的何止一个安禄山——它改掉了叛军全部的“正统”伪装，让这支大军，从此只剩“武力”二字，再无半分“名分”可言。

    李猪儿没能在洛阳久留。安庆绪即位后，怕这把“动手的刀”说出不该说的，暗中使人去寻他的错处，意欲灭口。李猪儿何等机敏，早料到有这一天，趁一个雪夜，携了那柄沾血的短刃，悄然出城，投奔了河北的史思明。史思明见他来，只问了一句：“安禄山，真是你杀的？”李猪儿点头。史思明哈哈大笑，留他在帐前听用——他留的，不是李猪儿的忠，是李猪儿这“弑主”的先例：今日你能杀安禄山，来日我史思明，便能理直气壮地，不把任何主子放在眼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李猪儿这把刀，先送走了安禄山，后来，又成了史思明割据自立的一句无声的宣言。

    那一夜的洛阳宫，雪盖住了所有的脚印，却盖不住那摊血。李猪儿提着刀，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直到东方泛白。他想起二十年前，安禄山牵着他的手，说“跟着我，有你的富贵”；如今富贵有了，主人却死在他手里。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一生，从被净身那日起，便是个没有归处的鬼——如今连这鬼，都背了条人命。他把刀在雪里擦了擦，刀刃映着雪光，亮得刺眼，像一句谁也没说出口的判词。

    第四节子承父逆——“大燕”的内耗

    安庆绪即位，第一件事，是秘不发丧。

    他对外只说圣武皇帝“偶染微恙，静养不出”，宫门加了双岗，御医进进出出，演得煞有介事。他甚至命几名心腹内侍，每日照旧去那间紧闭的寝殿“问安”，在门外跪拜、高声奏事，仿佛帐内真有个皇帝在听——这出戏，演给宫人看，也演给可能存在的耳目看。他改元“载初”，自称“大燕皇帝”，又把安禄山的遗体草草收殓，藏入洛阳城外的荒冢，连碑都不敢立——怕风声漏出去，河北的史思明、各地的守将，会借“弑父”二字，把他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新君，一口吞了。

    可纸包不住火。宫里那么多人，见过李猪儿夜半端汤进帐、见过严庄封门、见过安庆绪天明才出帐的，岂会都闭嘴？消息像洛阳正月里的裂缝，从宫墙根下，一道道爬了出来。先是在阉寺之间暗传，继而传到将领耳中，再传到河北——史思明接到密报时，正坐在范阳的军帐里擦剑。他听完，把剑往案上一拍，冷笑：“一个杀父的儿，也配让我称臣？”他没立刻翻脸，却把安禄山那道“听调不听宣”的旧令，悄悄攥紧了几分。他早看安庆绪不上眼：这公子哥儿，连马都骑不稳，凭什么坐御座？大燕的两根柱子，一根刚倒，另一根已准备抽身——只等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便要自己，立起另一面旗。

    安庆绪的日子，并不比他父亲好过。他既没有父亲起兵时的威望，也没有史思明的兵权，连严庄都渐渐不听使唤——严庄立了新君，自以为“定策之功”该封王拜相，可安庆绪忌他功高，也怕他知道的太多。主谋与傀儡，从来互相提防；这出弑父的戏，落幕时，台上的人谁也不信谁。安庆绪登位后，非但没能安抚住安庆恩一系，反倒为了斩草，悄悄将段夫人与幼弟处置了——他怕的是弟弟长大，重演今日之戏。可他不知，他今日杀弟，明日便有人杀他；这“大燕”的御座，是用骨肉垫的，坐上去的人，夜夜都听见底下咯吱作响的骨头。

    叛军的人心，自此散了。从前安禄山在，诸将不论服不服，至少有个“圣武皇帝”的名分压着；如今名分是弑父得来的，谁心里都打鼓：今日你能杀父，明日能不能杀我？史思明在河北按兵不动，安庆绪调不动他；各地守将观望风向，军令渐成空文。一个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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