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诡谲，还不止于此。早年在雍丘，他与叛将令狐潮本是旧识，令狐潮屡次写信劝降，张巡便将计就计，有时佯装应允、开城纳降，待令狐潮率部近城，伏兵突起；有时又遣人伪称“城中粮尽、军心已散”，诱敌懈怠，自己却养精蓄锐，待敌最松的那口气上，突然缒兵而出。他还用过一招“鬼战”——夜半命军士披发仗剑，从城头缒下，在叛军营前飘忽来去，叛军不知是人是鬼，自相惊扰，一夜数惊，不得安寝。这样的“小算计”，三百余战里，数也数不清。张巡从不嫌它小：一个弱军，唯一能倚仗的，就是把每一寸聪明，都磨成扎向敌人的刺。他曾对部将说：“吾读书不多，然知‘兵不厌诈’四字，够用一辈子。”这话朴实，却是一个书生将领，在尸山血海里，替自己趟出来的兵法。

    城里有个孩子，爱趴在城根听战。每次张巡的奇计得手，兵士们便低低欢呼，那孩子就跟着拍手；母亲捂他的嘴，怕笑声惊了敌。可孩子不懂：这城里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弓，不是刀，是那个矮个子将军的脑壳。后来这孩子活到了收复之后，逢人便讲“张公的草人”，讲得眉飞色舞——一个孩童的记忆，竟成了那段孤城岁月，最干净的注脚。

    张巡用兵，最讲究一个“疑”字。他常于夜间开城，放老弱妇孺在城头聚哭，哭声凄惶，叛军以为城中生变、唐军要弃城突围，慌忙整备；谁知哭声里，张巡已率精骑从另一侧悄无声息地摸了出去，劫营、烧粮、斫旗，得手便回。等叛军反应过来，只拾得满地狼藉与自家被割了耳鼻的尸首。这便是纲要里说的“空城夜袭”——空的是敌人的心防，夜袭的是敌人的骄怠。

    有一回，叛军连日攻城，死伤颇重，士气已疲，便在营中饮酒解乏。张巡登城远望，见敌营灯火摇曳、人影歪斜，知其已懈，便选精骑三百，衔枚而出，直插敌之中军。叛军醉卧未醒，待惊醒时，唐骑已斫旗斩将，往来冲突如入无人之境。及至天明，叛军点检，折了数员偏将、上千士卒，而张巡的兵，早已退回城中，连城门都不曾开过第二道。这样的仗，打的是“敌之懈”，赢的是“我之静”。张巡常教将领：“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他把兵书上的话，变成了城头日复一日的活法。十余万大军，硬是被这六千八百人的“静”与“诈”，磨得锐气全消；等到后来尹子奇急红了眼、不惜掘地道攻城时，睢阳的兵，早已在无数次这样的夜袭里，把“以弱胜强”四个字，刻进了骨头里。

    他打仗，从不硬碰。六千八百人，碰不得十余万；可六千八百个“不肯死得不值”的脑袋，却能想出千百种让敌人“死得不明不白”的法子。张巡的智计，骨子里是一种逼出来的温柔：他不愿让自己的兵，白白去填那十万人的刀口；他要每一滴血，都流得划算。这温柔，敌人在三百余战之后才懂——可懂的时候，他们已经赔进去了太多的性命。

    雍丘、宁陵、睢阳，一路打过来，张巡身边的将佐换了一茬又一茬，活到最后的没几个。他每失一员爱将，便在夜里独坐，把那人的名字，默默念一遍。念完了，天也快亮了，他揉揉通红的眼，又上城去。旁人只见他算无遗策、从容如常，却不知这“从容”底下，是一个读书人，把所有的怕、所有的疼，都锁进了肚里，只把“智”留在了城头。所谓名将，不过是把软的地方，长成了硬的地方罢了。

    张巡到底是读书人。军务之余，他常与将士论史，讲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从比干、屈原，讲到诸葛亮、祖逖。他讲得并不枯燥，常把战阵之理，化进古人的遭际里，说得兵士们一个个瞪圆了眼。有一回，一名年少兵士问：“公读书，能当饭吃么？”张巡正色道：“书不能当饭，却能教人，知道为何而守。不知为何而守的兵，是匪；知为何而守的兵，是士。”这话，那少年记了一辈子。睢阳城里，后来那些“不肯弯”的脊梁，多半是听着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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