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我们等于告诉所有人一件事——只要大家都觉得对方该死，就可以抢在司法前面杀人。”
“可以后村里的宗族械斗怎么办？几十年前的血海深仇怎么办？谁又来决定什么叫该杀？什么叫不该杀？”
赵怀民又说：
“可如果完全机械的套搬现代故意杀人的一般量刑尺度，给他重判个二三十年。”
“当地百姓看到的又是什么？旧官府几年不管不问，新官府一来，恶霸死了，先把报仇的人给关进去了。”
“你再给他们讲一百遍程序正义，他们也只会问一句。恶人活着的时候，你们的程序在哪里？”
赵怀民把案卷翻过去，“这还只是最简单的一类案件，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
“再说一个案件吧。某县原知县。嗯，我们接管当地前他判过一桩刑案，判处期间犯人依法受刑，杖刑执行过程中犯人死亡。”
“从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当然属于残酷刑罚，严重的侵犯生命权和人格尊严。”
“可问题来了，当时清律允许杖刑。知县的手续也基本符合当时制度，他一没有收钱，二也没有故意把人打死。”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按照现行刑法，追究这个知县故意伤害或者其他的刑事责任？”
有人下意识说：“当然……”
话说了一半，自己停住了。
赵怀民看着他，“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
“法不溯及既往这个概念，在刑法领域上讲得更为严格。今天制定一条法律，原则上不能拿它去处罚昨天依当时法律合法的行为。”
“我们国家现代刑法还有一条大家都熟悉的基本思路——从旧兼从轻。”
“那过去的事全按清律判？也不能这么机械的去判断。”
赵怀民摇头。
“这就牵涉到溯及力，新规则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效力？我们每接管一个县，是统一以四月一日计算，还是以实际控制日期计算？”
“控制前已经发生、控制后仍在持续的行为怎么算？旧案已经判完的，我们承不承认？这又涉及既判力。”
“司法判决一旦生效，原则上应当具有稳定性。不能因为今天换了县长，明天就把昨天所有的案子重新判一遍。社会要运行，就必须让人知道一件事办完以后什么时候算真正结束，这就是既判力背后的价值。”
“可清代的判决能不能直接获得我们现代司法体系中的既判力？”
他自己回答道：“显然不能一概承认。”
“例如正常的买卖纠纷。双方争一块地，县衙调查清楚，把地判给一方，执行也就完成了。只因为政权发生变化，就把地重新抢回来再判一次，社会马上会出大乱子，这类判决原则上应当承认。”
“再比如，一个人因为欠债，被合法判令偿还。只要不存在高利盘剥、人口买卖等严重问题，也没有必要全部推翻。”
他翻到另一页。
“但另一类完全不同。有人因为所谓忤逆尊长，被判酷刑。有的女人因为婚姻、贞节问题受到极端惩罚。”
“宗族私设公堂，把人沉塘。县衙明知有人被刑讯逼供，仍凭口供判刑。这种结果我们还能因为一句‘旧判已决’继续执行吗？”
“当然不能！所以既判力也要有边界。旧制度形成的法律关系，可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尽量承认。事实明显错误、程序严重失真的刑事案件，我们要允许复查。”
“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如果涉及冤案，可以申请恢复名誉和返还财产。”
“至于当年依法办案的旧官吏，不能因为今天改变了价值标准，就一股脑全抓进监狱。”
有人问:“那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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