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骑射虽然能在明末还占优势，但经过200年火器的发展，骑射最终被淘汰,中国人不用还有洋人用。阻碍先进技术的恶果是最终得到恶报。西方国家与日本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中国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种下了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

    三、从晚明的对外开放、交流、引进到满清的闭关锁国，对外交流终止。

    在“五四运动”时，中国人终于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明末。说说“赛先生”.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学家，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正说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产力的勃勃生机。大科学家徐光启受教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个是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一个是《几何原本》，这就是西方科学的基础，是理解科学范式的根本。没有这些，知识只能是个人经验，人们建立不了科学最基本的概念。知识和经验就无法传播。除《几何原本》之外，数学方面还有《乾坤体义》，物理学《奇器图说》、《远镜说》，地理学《万国舆图》，哲学《西学凡》，逻辑学《名理探》，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正系统地引进，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进深度、广度不亚于清末，而朝廷、政府、知识分子却比晚清积极得多，受干扰也少得多。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崇祯皇帝先后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没有起到作用。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史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输入宗教和科学，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传教士极少谈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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