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

    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

    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

    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

    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宋太祖经常在皇宫的后园打鸟玩，一次，有几个臣子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于是就召见了。但是召见之后，他们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宋太祖很不高兴，问为什么。一个臣子回答说："臣以为这些事情比打鸟更紧急。"

    宋太祖更加生气了，顺手抄起边上摆的斧子，用斧子柄打那个人的嘴，打掉了两颗牙齿，那个人慢慢弯下腰，把牙齿捡起来，放在怀里，太祖骂他说："你揣个牙齿，怎么还想保留证据告我还是怎么着？！"

    那个臣子回答说："臣是不会去状告陛下的，但是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会把这件事情写进史书。"

    有了董狐、南史这样的光辉榜样，中国历代的史官就更加懂得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了秉笔直书的胆气。不过，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严是不容侵犯的，所以，正直的史官从来命运多蹇，就像刘知几所说，他们或"身膏斧钺"，或"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或遭秘密杀害而"无闻后代"。

    然而尽管如此，直书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绝如缕，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要写下去。

    诸葛亮之所以没有设史官，其中主要原因也是害怕史官记录他的不好言行。阻碍他行权做事。“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

    到了清朝，虽然外在上承袭了明代的体制，但由于大兴文字狱的残酷屠杀,清代文史已没有了文人风骨精神！所以终清一代，没有了文人，只有奴才．

    直书其事的史官在清一代，消灭殆尽，历史完全被政治所操控。

    清朝入关后，对清初士大夫采取了大量的杀戮和株连．首先是杀戮，有节气的人都死了，留下来的自然是"筛选＂后的一批，这是第一步对传统文人精神的一个削弱；如果还不放心（因为当时还存在太多反抗），就采取了对其由恩又辱的双重政策，先是从文字狱上对其精神上的把控，然后使其文人自相残杀．

    另外，在文字狱和统治方面加强对其的精神折磨和侮辱，比如因为一些小的字眼就犯讳，这使得文人的精神高度敏感和紧张，这比那些投狱和直接杀头的还来的可怕．走入了清庭的仕途，也正式成了没有灵魂的工具和木偶，成了奴才．

    清初牵连最广、钉戮最惨的"庄氏史案"。

    顺治十八年，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双目失明的富户庄廷龙有感于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也想效法前贤，著书立说，正好他的邻居家中藏有一部明代天启年间做过内阁大学士朱国桢草拟的明史稿本，他的父亲庄允诚便用1000两银子买下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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