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年》康熙卷二，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年）。

    八月二十五日（10月12日）

    先是，有朱三太子朱慈炯伙同云峰山山贼，于圣驾归京之路设伏，欲行刺圣驾。二十二日事发，帝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一等侍卫海青、步兵统领托和齐领兵率兵清剿，朱慈炯受伤坠崖。

    本日，刑部审结“朱三太子”案。将朱慈炯之子朱里、朱在其孙朱玉宝等押解至京城，问明正法。案犯李宗仁、张念一、张念二等七人凌迟处死，山贼头目朱朝奇、董其等二十二人斩立决，其余六十七人连同家眷发往宁古塔为奴修路。江南案犯内，钱宝等四人凌迟处死，张世军、徐四、释宪等六十九人立斩，其余四十人连同家眷发往宁古塔。时帝认为“京畿隐患颇多，各地匪类称朱三者甚多”，下旨加紧搜捕，无辜牵连颇广。

    本日，因江南久雨米贵，内地多省禁米出境，帝命内地各督抚开禁，听商人贩卖，以平江南米价。

    二十六日（10月13日）

    帝召诸王大臣、侍卫及文武百官于乾清宫内，命皇太子跪地，言曰：“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谬辱在廷诸王贝勒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打探。平郡王纳尔素、贝勒海善、公普齐俱被伊殴打，大臣官员以至兵丁鲜不遭其荼毒，诸臣中有言及伊之行事者，伊即仇视其人，横加鞭笞。朕出巡各地，未曾一事扰民，乃胤礽同伊属下人恣行乖戾，无所不至，另朕赧于启齿。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将进御马匹任意攫取，以至蒙古各部俱不心服。种种恶端，不可枚举。”“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胤礽所用，一切远过于朕，伊犹已不足，恣取国帑，干预政事，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言毕，帝掩面拭泪，诸大臣劝起。帝又言：“胤礽幼时，朕亲教以读书，继令大学士张英教之，又令众名师授以性理诸书，又令老成翰林官从之，朝夕讷诲，彼不可谓不知义理矣，且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朕尝思，其心性大变，恐源于周遭奸佞之徒，是故锁拿其党羽，希翼其改过自新。”

    “然其敷衍伪装，实则更甚。乖戾之心即行显露，狂暴之性仍然未除，是非莫辩，大失人心。朕久隐忍，不即发露者，因向有望悛改之言耳。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意欲谋宫夺位！此等行事，即每日教训断非能改者。凡事如所欲行，以感悦其心，冀其迁善也。乃朕如此俯从，而仍怙恶不悛，是以灰心，毫无可望。朕年界六旬，知后日有几，天下乃太祖、太宗、世祖所创之业，传至朕躬，非朕所创立，恃先圣垂贻景福，守成四十余载，朝乾夕慯，耗尽心血，竭蹶从事，尚不能详尽，若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其如祖业何？”

    “至于臣庶不安之处，朕无不知。今众人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何则？或有身受朕恩，倾心向主，不肯从彼，甘日后诛戮者。亦有微贱小人但以目前为计，逢迎结党，朕即诛之者。”“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昭告于天地宗庙，将胤礽废斥。”命将胤礽即行拘执，将胤礽心腹党羽九人（鄂缮、普齐、齐世武、耿额、托和齐、迓图、陈磊、冯亮、张伯齐）凌迟，四人（杜默臣、阿进泰、都图、倪雅汉）斩监侯，其余人等革退。诸臣流涕叩首奏曰：“谕旨所言皇太子诸事，一一皆确实，臣等实无异辞可奏。”

    二十七日（10月14日）

    帝以镶白旗护军统领伐喀为人可疑，命革职。

    本日，将胤礽禁锢于咸安宫。

    二十八日（10月15日）

    遣官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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