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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得和亲王弘昼回京赴命之后，雍正追赠傅清、拉布敦為一等伯。封傅清子明仁、拉布敦子根敦為一等子，世袭罔替。随后，又命侍郎兆惠赴藏，同策楞一起办理善後事宜。
同时，乾隆（雍正）帝也趁此机会，基本上确立了废除藏王的体制。
同时提出“多立头人”，也就是后来又反复强调的“众建而分其势之意”。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说明，清朝应在西藏留驻官兵，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威，“塘讯文书往来，关系紧要，并噶隆事务，俱应归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
乾隆（雍正）此时非常重视两点：一是指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二是“动出万全以为边圉久远之计”。
更能表现乾隆（雍正）处事以理服人的做法是，敕谕达/赖和班第达，从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凶悖肆恶说起，点出他的要害问题是威权太重，专制一方，酿成此患。
“乃朕加恩过重，有以纵之，不可不追悔从前之早为裁抑”，把责任揽到了自己一方，当然也把主动权掌握到了自己手里。
所以继而说明，颇罗鼐亦非天生郡王，是因为忠于清朝而由朝廷逐步从公爵、贝子、贝勒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加封成郡王的。他的郡王之职既由清廷加封，而由清廷裁撤也是顺理成章的。
乾隆（雍正）还特别解释，傅清和拉布敦曾允诺班第达助诛珠尔墨特可请求册封为郡王，但是班第达并没有帮助驻藏大臣制止这场叛乱，所以傅清和拉布敦双双被害。
叛乱发生后，班第达反而依靠达/赖喇嘛保护自己，只是因为傅清等先设计诛杀珠尔墨特，致使叛党群龙无首，叛乱才被迅速平定。
班第达既不能救护驻藏大臣，“已不为无过，第念其势孤力弱，仅保自全，尚属人之常情，事在已往，姑置勿问。岂可自居其功，承受朕封王之异恩乎！著仍以公爵办理达/赖喇嘛噶隆事务”。从不应设藏王，谈到班第达无资格任藏王。
乾隆（雍正）彻底废除了藏王制，取消了和硕特蒙古贵族长期以来对西藏事务的干涉。
乾隆（雍正）指示以后西藏的日常政务由达/赖喇嘛任命的噶隆官员管理，“至具折奏事及兵备驿递等重务，则令钦差驻藏大臣会同噶隆二人办理，钤用钦差大臣关防，永为定制”。
在治理西藏上，前后有两个章程，都和乾隆（雍正）个人大有关系。
第一个章程制定前，乾隆（雍正）废除了藏王制，而后又提出一个治藏的指导原则，这就是“务期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
在此原则指导下，乾隆十六年三月，四川总督策楞，经与达/赖等西藏当地上层人士协商，并经乾隆（雍正）帝批准，制定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这是第一个章程，共有十条。
乾隆（雍正）在军机处与大臣们商议许久后，对这十条基本满意，同意照所定实行。
但是进一步指出藏地关系最紧要者为台站，“此乃往来枢纽所在”，从前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反叛，即不令塘站递送文书，使驿递断绝，至班第达始下令恢复通行，原因是皆由他们主持，“驻藏大臣不能制其行止操纵，何以得其要领”，于是下令对此再留心办理。
对第巴等官所管事务地方也应详议《酌定西藏善后章程》。
然后，经过乾隆（雍正）帝的反复催办，又做了必要的补充。
“自嘉玉桥抵西藏共一千九百六十余里，均系藏属，按地方大小，各设喋巴一二名不等，管理地方人民一切事务，与内地州县同。内设台站共二十五塘三讯，台站官兵所需各项，俱由各喋巴办应。
番地之操纵，权在喋巴，喋巴去取，议归达/赖喇嘛、驻藏大臣主持。”后来台站的问题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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