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西行的半年间，北京城也不寂寞。后来史书上所载乾隆年间“一曲歌引发的震动”事件就发生在这时，亦有史书将其概括为“大清中国之争”。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一份匿名的状书被送到了刑部，状告山东曲阜大儒方君仪，声称他在当地宣传反歌，意图不轨。

    虽然这份状书有些语焉不详，但是一个“反”字足以让人如临大敌，当晚，这份状书便被送到了暂理朝事的二阿哥手中。三天后，状书中所指的“反歌”被查明是一曲叫《中国心》的曲子，曲中表达了远在他乡的人们对故土的深切思念和热爱之情，据说是海外一个汉人所作。曲中将故国称为“中国”，而不是“大清”或“清国”，似有不承认大清王朝的嫌疑，于是便被人告发了。

    在查清这些的同时，刚过而立之年的方君仪亦被押解进京。所幸他数年前便是孤身一人到曲阜孔氏门中求学，没有家人会被牵连，至于他的师门孔氏一族——大清刑罚中没有诛十族一说，况且曲阜孔氏也绝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牵连的。

    方君仪终于被押解进京了，大理寺刑部和宗仁府同时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三堂会审。大堂上方君仪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有反清之心，相反，他以极强的说服力不断声明入关多年的大清同之前的秦汉隋唐一样，早已是中原大地的正统王朝，是明朝的事实接任者。接着，他话锋一转，主动提起了那曲惹起争议的《中国心》。指出“中国”之说，并不是特指哪个王朝政权，而是现在大清脚下的这片九州大地。早在数百甚至数千年前，我们的祖辈就有人离开故国定居他乡，然人在异国却心怀故土，他们不管这片大地上经历过什么风云变幻王朝更迭，他们只是在心底思念着这片土地。将这片故土叫“中国”，是海外国人世代相传的叫法。最通俗的解释为“大陆中间的国家”；《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论语集解》则有“诸夏，中国也”之说；史上更有多个王朝自称中国，即在这片中原大地建立的国家……一番慷慨激昂的据理力争，方君仪最后得出结论：将大清称“中国”，绝不是有什么反心，相反，是对大清的热爱和承认，《中国心》绝不是什么反歌，而是倾诉了创作者对国家的无限热爱和怀念——

    方君仪的辩论虽然没有说服所有人接受“中国”之说，但至少没人再指控他有反清之心。宗仁府的几位王爷没发话，大理寺和刑部也不好随便定刑，方君仪暂时被关进大理寺，没有进刑部大牢。

    许多人原以为这件事等乾隆回来定刑后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半月后，北京城内大多数人都知道了“中国”一词，那曲《中国心》亦是家喻户晓，全城近半人都会唱这首曲子。

    及时将这一情况报给远在西北的乾隆，永琏一边请罪一边说了自己的见解，心情正好的乾隆自然准了，各地报纸得了消息，一边大赞圣上英明，一边大肆对“中国”一说进行宣传，清国即中国之说开始在人们心中扎根。

    与此同时，流浪至北京的儒生唐景在“中国”一词的基础上又大胆提出“华夏民族”一说，将生活在中国大地的所有人统称华夏民族，指出在大清国境内，无论是满人汉人蒙古人，大家都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就如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般，而这个家就是大清，就是中国……

    这一次，朝廷彻底震动了，在对待唐景一事的态度上也分成了两派，强硬派主张严惩妖言惑众的唐景，言大清的江山是满人先祖靠鲜血打下来的，是君，是主，而汉人是臣，是奴——这种尊卑之分是铁一般的事实，绝不容任何人破坏更改。另一派态度则相对缓和些，认为唐景太过书生气，天真可笑，朝廷不必和他计较。所以，他们事实上也不支持唐景的论调。

    知道朝臣们的态度，和荣第一次开始急了。一直以来她都知道，大清江山要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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