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三至五点）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或作入值，即面见长官，到衙门办公），率以卯刻（早上五至七点）。幼稚（稚）课简，午前即退直。退迟者，至未（下午一至…）正二刻，或至申刻（下午三至五点）。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上午九至十一点）准（准）散直。」因顺治帝英年早逝，不可能建立对皇子、皇孙的教育规制（玄烨自幼在祖母指导下系统学习，另当别论），这一教子「家法」，是在康熙朝出现，并逐步完善的。

    胤礽生于康熙十三年（公元一六七四年）五月，六岁就傅之前，由皇父「亲教之读书」。系统学习儒家经典，是玄烨为皇子们确定的主要受教内容。据《居易录》记载：「上（康熙帝）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听政］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诵、覆讲一过，务精熟贯通乃已。」玄烨自己也说过：「朕于宫中谕教皇太子，谆谆以典学时敏，勤加提命，日习经书＾务令背诵，复亲为讲解，夙兴宵寐，未尝间辍。」

    胤礽六岁时，玄烨让张英、李光地做他的老师，「又命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待至胤礽十三岁，玄烨针对其学习中存在的薄弱环节，采取新的措施，即仿照明代教育东宫的做法，正式让太子出阁读书。他向大学士们解释这样做的原因：「自皇太子就学以来＾于听政之暇，时时指授，罔或有间，故学问渐有进益。如《四书》、《易经》、《书经》、《礼记》，今俱已诵习。……但朕日理万几（机），精神有限，课诵之事，恐未能兼，致误（误）皇太子精进之功。」所以，令于汉大臣内择其学问优长者，「专侍皇太子左右，朝夕劝导，庶学问日进，而德性有成矣。」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闰四月，胤礽出阁，在刚刚竣工的文华殿为满汉大臣讲学。不久，玄烨命江宁巡抚、理学名臣汤斌以礼部尚书兼任詹事府（侍从、辅翊太子，管理东宫事务的官署）詹事，专门辅导太子学习，与他一起的还有达哈塔、耿介等满汉儒臣。此后，胤礽曾多次在大臣们面前讲释儒家经典。如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二月十七日，「辰时（早上七至九点），皇太子会讲，九卿齐集，上不御干清门。」

    汤斌在给家人的信中，曾这样谈及太子的学习：今［太子］出阁之后，每早上亲背书，背书罢，上御门听政，皇太子即出讲书。讲书毕，即至上前问所讲大义，其讲即用上日讲原本，不烦更作。自古来帝王教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也。一个不足十三周岁的少年能讲解晦涩难懂的经书，而且讲得头头是道，断非一朝一夕之功，只能是长期学习积累与训练的结果。难怪玄烨曾对大臣们不无炫耀地说：「自古人君于太子讲书时，从无命其覆讲之例。今太子略能覆讲，此例自朕始行之。」

    玄烨很重视对太子的言传身教。史载，玄烨「在畅春苑（园），每引见诸臣，常御澹宁居，止三楹，不施丹雘（红色漆料），亦无花卉之观。其西即无逸殿，东宫读书处。殿外种艺五谷之属，盖欲子孙知稼穑之艰难，意深远矣。」玄烨将太子的书房安设在自己理政之所近旁，以便于随时督察太子的学习，而「无逸殿」的命名及殿外种植五谷等举措，无不体现出他教育太子的良苦用心。玄烨的理政之所十分简朴，可以肯定，无逸殿的陈设布置，也会按照他的旨意，尽可能地屏弃奢华，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气氛，使胤礽能够专心苦读。

    玄烨还善于随时随地紧对太子的教育。康熙二十四年（公元一六八五年）二月，玄烨巡视畿甸，胤礽扈从。此次随扈的起居注官写道：「上巡行近畿，皇太子尝随侍，行动饮食，未尝暂离。……上沿途观书，每至齐家治国、裨益身心之处，及经史诸子中疑难者，上必将意义本末善为诱掖，旁引曲喻，一一启发，教之通晓。皇太子心领神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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