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张伯苓最后凄凉的生死，袁家文看向张伯苓的眼神充满了愧疚，他就是南开中学毕业的，对自己的这位老校长事迹可是了如指掌，虽说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国家重新为张伯苓平了反，肯定了他的成绩，但是一想起这位老先生临终的遗嘱以及黄钰生为他写的悼词，特别是悼词中“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的这些话语，让袁家文在年少的时候每次看到都为张伯苓鸣不平，一生凭借着不屈不挠的坚毅精神，凭着苦干、硬干、傻干而奉献于南开教育的张伯苓，最终却被人民南开所抛弃，真是天大的笑话！
袁家文还记得当时他们同学少年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有多少的同学都在为这位老校长鸣不平，可是大家也都能理解当时政局的更替，张伯苓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他那一代从旧时代迈入新时代的爱国人士的群体命运。
1949年的那场变革，绝不同于往昔的任何一次革命、改良和改朝换代，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
按照毛主席的话，“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那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小到个人，大到各阶级，必须做出选择。
可惜的是，张伯苓没有选择到最后的胜利者。也许张伯苓对于国民党是有深入了解的，至少抗战后期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有深刻的洞察和强烈的不满。但他对于共产党了解多少，或许只能用“知之甚少”四个字来形容。国共两党二十多年的相持和聚散离合，造就了中国两个不同色彩的政治空间，身处两个空间的不同人物必然在精神构成和思想状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人的思想状态不容易立刻发生改变，张伯苓也不能例外。反过来，在另一空间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共产党亦会对张伯苓存有戒虑，这些都是时代变局中的正常现象。
袁家文能够理解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是共产党培养出的新时代精英，是共产党制度下的受益者，在那个年代，必须要尽快稳定，必须要消除所有不安定的因素，凡是和蒋介石有关的遗老遗少都无法得到重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一想起那些被弃置的当时的社会精英，袁家文就觉得一阵肉痛，都是人才啊！
可惜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即使是人才也不得不弃之，想起曾经毕业于清华、留学斯坦福、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代表中国参与了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最后不得不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最后孤寂地死去，袁家文痛得心都要碎了。
想起怡龄给他讲的这个年代以后很多文人凄凉的结局，还有于右任那首凄凉的《望大陆》，袁家文只觉得民国的这些文人是国共之争最大的牺牲者，他们其实也不过是想要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而已啊！
现在想来国共之争是对中国文化最大的破坏，民国时期的文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并结合了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思想，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向世界推行中国文化起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想起后来中国封闭的几十年，袁家文心痛啊，中国落后世界多少年！虽然后来中国已经渐渐地赶了上来，但是只有中国自己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牺牲了多少中国的精英和学者，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复兴和民族的崛起！
袁家文看着自己的右手，手指微曲，掌控在自己手里的东西自己绝对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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