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吧！
他开着车直奔市中心广场的献血车，没想到人多了去了，排队从广场的这边儿到那边了。高展旗说：“明天早点来吧！”
大家都闷头上网，查看灾区的最新报道，没心情干活，昏昏的一天，。到了晚上想着明天早晨高展旗要早早地接我去献血，就早早地躺在床上。
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九点半，吴桐的电话经常在这个时间打过来，这两天他没来电话，肯定是忙吧！那么大的公司，肯定要做些什么，比如有没有帐篷、药品和食品要捐赠，有没有越野车，救护车？今天郑主任从律师协会回来，传达会议精神：坚持正常工作，全力以赴支援灾区。
大家想，我们怎样支援呢，想来想去，每个人捐了一个月的工资。
我很少给吴桐打电话，他的工作场合比较复杂，我打电话刚好他不方便，让他尴尬。
我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这种特殊时期？想来想去还是拨了他的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是：您拨叫的电话不再服务区。
我颓然地放下电话，在北京通信信号基本上覆盖了地下车库和电梯，不在服务区，他在哪儿？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再拨，还是如此， 心里忐忑不安。
第二天我们去献血车献了血，献了血后高展旗拉着我去吃鸭血汤，号称马上就要把血补回来，回到办公室郑主任非让我们回家休息，回家也是一个人，也是对着电视看灾区的最新报到，非常惨烈，看着心痛难过，还不如在单位和大家在一起。
没联系上吴桐终究不放心，又拨他的电话，还是不在服务区。我的感觉沮丧不安，给他家打电话，只有留言：“你好，我是吴桐，现在不在家，请留言。”
我说：“我是邹雨，给我打电话！”
还是不甘于这样等待，决定给银河的总联络官小张打电话，我也只有他的电话。
“小张，你好我是邹雨！”
“你好，邹律师！”小张很忙的样子，从电话里听到别的电话在响。
但我决定把我要说的说完：“我找吴桐，但联络不上他！”
明显感觉小张卡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说：“邹律师有什么事，我可以转达吗？”
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堵堵地说不出下一句话，我不知道怎样与小张结束了对话，感觉就是吴桐出事了。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想想我和吴桐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少提及他的工作，也没有像别的交往的人那样，天天报备，我去哪里了等等，我们都有些年纪大概觉得实时报备有些小儿科，现在看来这不是什么好习惯。
我六神无主，不知道还能找谁问吴桐的事儿，要不要问问邹天？想他出差在外，不好也让他跟着提心吊胆，思前想后半天终于想起来给于占元打个电话。
于占元接了电话，不确定的问：“邹雨？”
用了办公室的电话：“老于，吴桐呢？”我鼓足勇气问出来，其实怕听到结果。
于占元吸了口气：“我们正联络他，银河已经派了人过去，有消息会立刻传回来。”
终于证实了我的感觉。我浑身发冷，只是冷。
躺在我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两只眼睛瞪着房顶，太冷，我起来准备从柜子里拿条毯子，看见那只金猪憨憨地对着我笑，眼泪就躺下来，我任凭他们流淌。
当眼泪不再流，我起身擦擦脸，上网，给自己订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我要去找他，去等他，等他回家。
晚上的飞机，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男士，我借过他的位置，坐下就闭上眼睛，一路上都这样，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旁边的男士说：“我给你要了一杯果汁。”他指指他自己的小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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