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鸣要求他们尽快多收购或控股橡胶园，争取把南洋的橡胶产量控制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他告诉他们橡胶在两年后将会价格大涨，涨价幅度在两、三倍甚至更高，希望他们抓住时机，不要轻易放过发财的机会。

    这次在上海的投资也给了他坚定的信心，这些日化产品的技术对他来说并不是太难，他估计最多再有一年就会有大量的仿制品出现，那时才是见各自功夫的时候。而他现在的难处就是缺人，缺大量的技术工人和设计师、工程师，这也是他必须到欧美去发展的原因，想到这些他就恨不得立即就把慈禧老太后和那些夸夸其谈的官员、文人通通抓起来，送到西藏高原去锻炼、锻炼。这个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和那些自以为是、坐井观天、夸夸其谈的酸腐文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太多、太多。

    想起“酸腐文人”，他就对现在在北京的马相伯满怀期望，如果爷爷的努力都不能把他说服，他就决定亲自去北京邀请这个“复旦大学”的创始人来上海主持他的教育机构。刚叔已经带着几个队员回四川去接这次要跟他走的三叔和兄弟姊妹，顺便也给家人和成都的袍哥龙头樊虎带些化妆品。

    马相伯，中国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爱国人士、耶稣会神学博士。原名志德，又名钦善、建常、绍良，改名良，字斯藏，又字相伯、湘伯、芗伯，以字行，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

    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清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生于丹徒（今镇江），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间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若石。五岁入塾读书，喜探询天象运行奥秘。十二岁来沪，入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清咸丰八年，全家从镇江转至沪定居。一八六二年入徐家汇天主教小修院接受两年的“神修”训练。后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清同治九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同治十三年，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哲学、数理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

    清光绪二年，因自筹白银两千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日本维新、高丽（朝鲜）守旧，在对照中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屡屡上书朝廷献策，都似泥牛入海。光绪二十五年辞官回沪，住佘山，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并与弟建忠合著《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一九零零年，他遂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光绪三十一年春，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Perrin）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决意站在学生一边，并得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于中秋节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任教务长。光绪三十四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四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八处（当时价值十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一百亩，建造新校舍，这就是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一九零二年筹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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