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波兰议会，日常的争斗将会集中在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中间派一般是不会参与他们之间的争执的，只会在正式的投票中，以其手中的投票权去决定政策的走向。

    这部分中间力量，因为在政治见解上的弱势，只可能会在关系民族利益和国家独立的问题上，能够有比较准确、理智的判断，因此，他们也不会与激进派之间，因为权力争夺而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波兰的贵族，基本上都世纪前，在农奴制时代产生的大地主出身，他们又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再加上波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选举制国王的政治制度，因此，这些贵族必然会想方设法地像削弱国王权力一样地，去试图削弱国家元首和政府的权力，妄图把国家权力大部分地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这就必然和毕苏茨基为首的激进派之间，产生巨大的对立和矛盾，从而导致激烈的冲突，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这两方在理论上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所以，激进派就必然选择拉拢中间派，争取形成联盟来对抗保守派，增强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力度。保守派也必然会如法炮制，这样一来，中间派就超然于两派之间，变得举足轻重、地位超然而又敏感，激进派和保守派，是谁也不敢轻易地得罪中间派，因为三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决定了：谁有了中间派的支持，谁就会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于是波兰的政治力量之间，也就能够暂时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但是由于这些贵族个体或小团体固有的私心和野心，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狂妄，以及其所代表的背后势力的利益在作祟，这样一个有贵族参与的议会，也就必然会因为一些小事情都争论不休，像后世的台湾政治一样，导致国家大事被时常耽搁，在国际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一副优柔寡断、左右摇摆、朝三暮四、久拖不决的形象，最终耽搁整个国家的重大决策，从而导致国家在国际政治或国内问题的决策上，屡屡错失良机、老是慢一拍，时时、事事都处于被动、尴尬的处境，后世的波兰时常站错队，大致也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

    当议会内部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变得势均力敌时，双方都会寻找外来势力的支持，于是，王致鸣介入波兰政治核心问题的机会就来了，保守派必然是寻找英法的支持，他们不会去与德国、俄国接触的，那是波兰民族的两个死敌，谁也不敢跨过这条红线，这时候，毕苏茨基的问题也就是二选一的问题，不选英法，就只能选择王致鸣，加上他在王致鸣的指导下建立的独裁政权，保守派的机会是不大的，大致在三十年代前后，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在波兰领导人的面前。

    当然，毕苏茨基在历史上是三五年因肝癌病逝，对这个问题，王致鸣也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提前准备接班人，另一个是及时对毕苏茨基进行手术治疗，延长其生命时间至四零年左右。

    还是一个原则，对二战前的波兰，它跟随、忠诚，就保护它，它要寻死就让它去，绝不勉强，反正最大的前提是，只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削弱西方各国，就选择哪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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