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懒散的作风根本没办法适应设计师行大量的工作。勉强应付了几个月后，她终于忍不住辞职了。
于是，她成为浩浩荡荡香港失业大军的一员，又重新投简历，这次她放低些要求，也去过一些小公司面试。但常常不是她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她。
不多的积蓄很快就用完了，她只有天天在狭小的公寓内吃泡面。有一天余正忙完case来看她，站在她的单身公寓门口简直惊呆了。
她顶着乱蓬蓬的头发请他进来。她也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这么潦倒，但是事实往往就是不遂人愿。
余正放下手中她最爱吃的车离子，说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那天晚上余正走了以后，她在抽屉里发现了两万块钱。那个时候，这就是余正一个月的工资。
她拿着钱颓然坐到床上，鼻子酸酸的，只想抱着余正大哭一场。
但她最后还是一个人在床上慢慢抽泣，因为她知道余正最怕她的眼泪。
当这两万块就要用完的时候，余正来找她，说可以给她在自己工作的公司安排一个工作，只是跟她的专业搭不上边。
她既高兴又觉得很丢脸，但还是穿得正正经经跟着去了。
业务部的经理最后竟然同意录用她，不过后来她才知道，原来那时候余正已经升做助理部门经理，人家大概是卖他的面子。
她很快喜欢上这份工作，广告公司的气氛总是很活跃，就好象以前大学里的社团一样。因为这是一家4A的国际广告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所以就算不大，仍然有很多客人找上他们。他们每人跟几个case，虽然忙起来也有连续三天不睡觉的时候，但她做得有声有色。
到第二年的年底，余正坐上了副总监的位子，宝淑的日子就越发好过起来。
正当她以为自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余正却泼了这样一盆冷水过去，快得她都没有时间发抖。
既然辞呈也递了，宝淑无奈只能听从余正的“建议”，跟他一起回上海。
或许是因为前几年曾回来过一次，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劝服她并没有花什么力气。
离开香港的时候家禾给了她两把公寓钥匙，是她在上海租的，因为租期是一年，所以空着也是空着，就给了她。
余正问她领了一把。
但其实余正跟她不一样，他的家在上海。
而她，既然不想在父母身边，那么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飞机场里，来接他们的是以前非常要好的同学。她推着行李车，看到他们，突然感到，她是回到家了。
星期一，顶着那头新剪的短发，宝淑来到了余正租在徐家汇附近的办公室。
因为租金便宜，所以地方很小，只做了三个隔间和一个厅，另外还有一间三角形的储藏室。
余正和Ben正卷着袖子在搬东西。宝淑愣了愣，这个周末他回家去了，所以她没见到他，原来他也剪了个新发型。
Ben是余正下一届的学弟，很听他的话。正好在新加坡工作得不顺利，就来帮他们。
是了，他们是打算自己开公司。不过更确切地说，是余正开的。
宝淑看着飞扬的灰尘，用手捂住鼻子站到门口。
余正抬眼看她：“还不快来帮忙。”
她摇摇头，捂着嘴巴鼻子说：“好脏啊。”
余正把桌子调整好，然后站直了看着她，撇撇嘴角：“你是说你打算把你的办公桌和椅子放在那里吗？”
她顺着他指的方向往后看，走廊里堆满了家具。
她哭丧着脸撒娇地晃晃肩膀，然而余正从来不吃她这一套。
把办公室布置妥当打扫干净以后，已经是午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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