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轰鸣，又渐行渐远，母亲驾车驶过公园屋大门，走出了她的生活。
戴安娜那年只有6岁。
她太小了，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切，但被遗弃和背叛的孤寂却没齿难忘。
她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她是个让父母讨厌的孩子，没有生为一个男孩的犯罪感啮咬着她幼小的心灵。
戴安娜常常带弟弟去桑君汉墓地，站在无缘相见的小哥哥约翰那块爬满青苔的墓碑前，戴安娜往往陷入冥想：约翰长得什么样？如果他还活着，世上会不会还有她和弟弟呢？
看到墓碑上所刻“爱心永志”几个字，就好像听到永不消失的声音，时时刻刻提醒她：你本该是个男孩子。
这场离婚大战，受伤害的绝不仅仅是成年人。尽管父母或是极力减轻危机的震撼力，或是有意无意轻视这种影响，孩子们实际感受到的创痛却是深刻而久远的。
童年梦魇
分居后，母亲搬出公园屋，她原打算带着戴安娜和戴安娜的弟弟一起住在伦敦，但遭到父亲毅然决然的反对，他坚持孩子们必须以公园屋为家。
斯宾赛夫妇间的争斗和法律缠讼一直拖了两年。
当地上流社会容不下戴安娜的母亲，连外祖母费莫伊夫人都站在女婿一边，反对自己的女儿。
结果当然是以母亲的败诉收场，1969年4月，他们正式离婚，不久，母亲即与离婚富商彼得.凯特再婚。
那段时间，父亲孤独的沉默，母亲伤心的眼泪，保姆惊慌的神色，公园屋神秘紧张的气氛，使戴安娜的小天地失去平衡。在家中偶然来访的客人面前，戴安娜看起来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
她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一天到晚忙忙叨叨。她蹬着小小的蓝色三轮车，在过道上骑来骑去；用婴儿车推着玩具娃娃，在院子里逛来逛去；帮小弟弟查尔斯穿衣戴帽，给蜷缩在她床上的那些毛公仔铺床盖被。
但是夜晚就没那么好过。
戴安娜和弟弟都怕黑，房间里定要留下一盏灯或一支蜡烛的光亮，他们才肯入睡。戴安娜常常听到弟弟的哭声。有时，她会跑过去看看弟弟；有时，她怕黑怕得一动也不敢动。
听着弟弟抽抽噎噎哭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戴安娜把头埋在枕头里，也忍不住哭起来。
窗外的风声瑟瑟作响，猫头鹰在林间悲鸣。
母亲走了，姐姐莎拉和简住在寄宿学校，父亲失魂落魄，萎靡不振，一个人关在房里，除管家以外，谁都不见。
从前天堂般快乐的公园屋，如今变成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怖屋。
母亲的家
每到周末，戴安娜和弟弟都获准去伦敦与母亲相聚。在保姆的陪同下，他们坐火车从诺福克出发，母亲会在利物浦街车站等着他们。
刚一到家，母亲就泣不成声。
戴安娜连忙问道：“怎么了，妈咪？”
母亲一成不变地硬咽着：“我不想让你们明天就走。”
这几乎成了每个周末的固定仪式。
戴安娜心中困惑不解，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什么。
每一个周末，所有的假日，都要与父母平摊分开过，这简直成了一场永远也做不完的噩梦。
值得庆幸的是，孩子们与继父彼得相处得极为融洽。
戴安娜与弟弟第一次在利物浦站见到外貌英俊、满面笑容、穿着入时的彼得，立刻就被他迷住了。
彼得从事家族墙纸生意，是个慷慨大方、感情外露、容易相处的继父。
他率领孩子们航海，允许小查尔斯戴着他从前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时的将军帽。他给戴安娜起了个绰号“公爵夫人”，戴安娜的朋友们至今还是这样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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