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宋代的文献中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也没有看到关于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的描述。

    封：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间，主要经营盐、粮、茶、布、典当、木材等行业。明代徽商的“足迹遍天下”，自称“山陬海土需孤村僻壤”无所不至，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动范围有所收缩，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北京等少数大城市。徽商财富在明代已达到百万两级，清代出现了千万两级的巨商。乾隆末年后，由于两淮盐区的徽商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加之道光中叶清政府实行盐法变革、盐商因丧失垄断专卖权而纷纷破产，盐业作为徽商的龙头行业彻底衰落。晚清茶叶成为徽商的支柱行业，光绪后期由于洋茶冲击和外商压价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转衰，它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

    朱：但是，如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商帮的发展尤其是商帮进行的长途贩运活动，却有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新经济因素出现的进步作用。例如，商业活动尤其是专业化的商业贩运活动，有利于农村副业的发展和城市间的分工；有利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进而会带动税制、法律、财产权的改革和农业的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变化。过去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认为明朝中后期开始萌芽的观点比较集中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事情。

    “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

    朱：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有人说，晋商的发达靠的是地理条件，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但四通八达，南下北上，扼商路咽喉，适合经商。有人说，山西人天生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活动视为“陶朱事业”……当然，晋商能发达到如此地步，绝非一二因素所为，但我想，“学而优则贾”是晋商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重要因素，或许可以说是决定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这与我们熟知的中国封建传统“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相差何啻万里！春秋战国时即以经商致富、后被尊为中国“商祖”的白圭，其经商取胜之道的核心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逆向思维，也可以说是“出奇”，“出险”之道。晋商的“学而优则贾”走的也是这条路。试想，当全国各地的聪俊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商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潇洒从商，坦然为贾，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用他们一流的脑瓜构想着商路的开拓、经营的改进、货物的运输和商业人才的培养选拔。他们有知识、有眼界、有对策，能以己之长，陷彼之短，能不异军突起吗？

    刘：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崇祯本二刻《拍案惊奇》卷37，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210页)。余英时先生在论及促成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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