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了相互平等的原则精神，但伊达因为没有完成日本政府赋予他的使命，回国后即被免职。第二年，柳原来华要求对《修好条规》作多处修改，被李鸿章驳回，直到1873年外务卿副岛种臣来中国，才交换了《修好条规》的批准书。随后，柳原以上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高山族居地遭风遇害为口实，到总理衙门纠缠，借机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清总署大臣毛昶熙等严正指出：台湾、琉球“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驳斥了琉球属日的说法，但随后又说：杀人者为“生番”，“未便穷治”，“姑且置之化外”。日本抓住答辞中很不得体的“化外”二字，否定台湾高山族居地是中国领土，并以此为根据，准备对台湾大兴问罪之师。
日本熊本镇台鹿儿岛驻军头目桦山资纪少佐得知琉球船民在台湾遭难的消息，赶到东京报告陆军大辅西乡从道，要求攻台。日本派他和水野遵等人到大陆和台湾进行侦察，窥探虚实。1874年4月，日本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日军三千余人，在琅登陆，进攻台湾。清政府集调军队准备抵抗，日本侵台企图没有得逞。但在同年10月两国订立的《北京专条》中，清政府不但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反而肯定其出兵“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于变相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土，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三年后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日本占了大甜头，这才感觉到这个所谓的大清朝实在是外强中干，于是野心更加膨胀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十几年来，日本人一直积蓄力量，为的就是能够有朝一日发动更大的战争。
伊藤博文上台组阁后，为了转移国内的视线，终于决定了对外扩张的路线，第一个目标就是朝鲜新军，这一次战争倒不是内阁蓄意挑起，而是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不堪忍受的日本人生活苦顿，以至于每日辛勤做工却未必能吃上一顿饭地地步，尤其是朝鲜新军的崛起，刻意的压缩了日本为数不多的出口工业品，使得日本的工业也开始受到波及，伊藤内阁最终决心铤而走险，与朝鲜新军一决死战。
内阁和军部达成一致之后，开始着手战争计划，但军事上能否取胜，却没有充分的把握。伊藤内阁对于列强会不会进行干涉，更是忧心忡忡。日本军部和内阁在发动对华战争这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对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这场准备并不充分的战争之中，北白川宫能久明显的感觉到了缚手缚脚，士兵们训练不充分，勇气没有预想中的高，军费筹措不齐，从而导致军饷经常不能按时发放，甚至是战略，也有点儿一团糟，至今为止，还处于被动的地位，不过这怪不到内阁和军部头上，大势所趋，任何人都不能避免，他们只能选择走上这一条不归路，与其对外进行军事冒险，总比内乱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