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定由皇族及诸侯就任，参与由推行维新有功的公卿和藩士任命，显示当初朝廷和雄藩联合政权的性格。

    翌年，因政体书的公布，太政官制的设立而作废。，并受赏赐永世典禄一千石。1870年板垣返乡，为高知藩‘大参事‘，实施藩政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板垣上京为明治政府的‘参议‘依太政官制而设置的政府重职。由左右大臣，大纳言和参议，构成太政官。1871年废藩置县后，大政官构成正院，补佐大臣，参与大政，成为辅翼天皇的重臣。参议由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就任，事实上形成明治政府的中心势力。

    明治维新，是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东南雄藩的武士推动的，故维新后即由他们掌握新政府的实权。这时，当权派的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出使外国，而成为所谓留守政府，于是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参议，即纷纷起来主张征服朝鲜或远征台湾地区，争论的结果，经朝廷决议先行征韩。西乡认为。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征兵制度、以及其他剥夺士族特权的各种改革，必须以征韩的军事行动来安抚上族的不满，他企图以外征得胜后的军事余威，回过头来夺权改造国内政治，树立士族为中心的军事**政权。他的思想，以后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思想的蓝本。板垣也认为应该以征韩来满足士族的要求，并想利用此一机会在国内扩大政治权力的参与，以打破萨摩、长州等藩阀的垄断政治。

    因为，自从1871年废藩置县，将权力集中中央以后，以旧萨摩和长州两藩的出身者，结成朋党，构成派阀，独占中央政府的实权，相对地，土佐和肥前两藩出身者，仅给与伴食的地位。

    不久，岩仓、木户、大久保等实权派回国，他们洞悉西乡和板垣等的意图，即以‘内治之急‘而坚决反对征韩，终于推翻先前的征韩决议。日本史称征韩论者为急进派或武断派，而反征韩论者为保守派或文治派。

    其实，两派的意识形态。是形异实同。当时，实权派之主张内治和反对‘征韩‘，只是惧怕西乡和板垣等乘机增加其势力，恐其有割据不听朝廷指挥，甚至发动政变的危险。早于明治维新的第2年，当权派的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即曾策划征韩，其目的在将诸藩兵力转向对外战争，以巩固中央政权，但又恐在废藩前征韩，将使诸藩坐大。故未付之实行。可见当时保守派的反对征韩，并不是真正爱好和平而讨厌武功的。在征韩论争议的胜负决定后，于1874年4月，反对征韩论的文治派，即创意实行‘台湾征讨‘。其理由是，台湾征讨比征韩不易引起国际纠纷，而且军费也较节省，一方面可迫使清朝承认日本领有琉球，进而有窥伺占领台湾的机会，另一方面并可积极的准备在韩国及清朝发展的阴谋。

    但由于列强的干涉，日本征服台湾的行动并未彻底成功，最后以板恒为首的一批征韩派又将目光落回朝鲜，但是他们的计划一直未付诸实施，日本国内对征服朝鲜分歧很大，保守派认为不是恰当的时机，日本应该加强军备，伺机发起战争。

    随后吴辰在朝鲜站稳脚跟，屡次挑衅日本，板恒的论调更加激进，多次发起征服朝鲜的议论，却还是因为军备不足遭到拒绝，等到朝鲜新军成为了东北亚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时，日本人才感到了威胁，板恒的论点逐渐被看重，等到朝鲜战争爆发，板恒立即被伊藤博文任命为官房长官，利用他为战争奔走。

    战争失败，板恒则开始宣传顽抗论，在多次场合，他极力反对投降，认为依靠日本岛可继续坚守下去，这个观点虽然获得了底层和军官的不少的支持，可是高层却嗤之以鼻，大多数高层认为日本已无再战可能，继续打下去，只会亡国灭族，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力存留日本。其余的一切都是空谈。

    此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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