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还躺在病榻。醇亲王摄政，北京城里自然是一番变动，维新党似乎也不太时兴了，光绪亲自免了康有为的官职，勒令他出洋，这自然是光绪保护康有为的意思，康有为主政以来，得罪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不说吴辰那些人，还有李鸿章、翁同龢，从地方的督抚，到中央的官员，恐怕没几个人喜欢他，光绪宁可相信醇亲王能够在接下来的动荡中能得到保全，可是康有为，他的脾气……

    因此，让他出洋是最好的选择，与康有为同行的还有不少宗室，除了一部分要留下来主持大局的之外，大部分都选择了前往法国，以避免即将动荡的时局。

    汉城新成立的内阁办公大楼是一座新建的十九层建筑。与新成立的各部衙门相连，位于‘皇宫’附近，所谓皇宫，不过是从前的景福宫，后来的总督府，稍稍修缮，摇身一变又升了一个档次，颇有些换汤不换药的味道。

    包括李鸿章这个内阁首辅以及张謇这位内阁大臣，还有三百多办事人员全部在此办公。吴辰对整个政体动了大手术，有些机构仿的是明制，有的是自己抱着脑袋想出来的。

    譬如在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朱棣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朱棣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不得不承认，这种政治制度算是相对稳固的，却同时也缺乏必要的进取心，这几乎是文官掌权之后不可避免的问题，不过进入近现代之后，这个问题某种程度得到了缓解，在古代，武将的能力起着极大的作用。足以影响战争的成败，士兵们往往是通过武将团结起来，既能鼓舞士气也能令三军的士气跌落至谷底，可是在近现代之后，由于通讯的发展，调度不再是头疼的问题，再加上士兵素质的提高，军队反而开始依赖大批的基层军官，也即是说，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而导致的战力问题已经解决，将领只需要在指挥部里发出各种指令，由各基层军官贯彻也就是了。

    内阁负责议政、各部负责执行贯彻，决策权便落到了吴辰手里，只是吴辰毕竟没有三头六臂，不可能对任何事都有了解，修铁路他不懂，兴农更是一窍不通，工商也只是有一点儿后世的理论知识，其实就连军备他也知之不详，只知道武器的大致发展方向，对武器的了解还停留在价钱越高用途越大的基础上，就这样的一个人，让他去专心致志的办一件事还好，若是让他什么都管，什么事都来做决策，他管得过来吗。

    吴辰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此基础上设立一个枢密院，所谓枢密院说白了就是吴辰的秘书机构，由军事、外交、工业、民政、农业等幕僚组成。这些人大多并不担任官职，有的兼任大学堂教学，有的在报社工作，却可以在自己专长的领域向吴辰提出意见，这就是等于吴辰将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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