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识形态制约缺乏持续性，于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又回到了不平等的结构上去。所以，人们抱怨的今天的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正是源于过去就已经设定的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从本质而言，就是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经济上社会劳动成果相对平等的分配；二是政治上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即政治民主化。

    华夏2。多年的改革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于 呐年代中期，这是中央主导的普遍优惠的放权让利的改革。社会各阶层普遍得利；第二阶段就是到现在，是行政部门主导的，“揽权推责。的改革。行政部门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主要获利者，社会其他阶层成的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现在出台的许多改革政策不再是普遍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垄断权力，以霸占垄断利润；不再是为了公民和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部门和个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府责任，骗取千万股民钱财来承担国有企业的亏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就业和税收，而是为了安僚们以权谋私，抢夺企业财产，使成群的官商凭空致富。改革明显走上了一条“权财揽进来，责任推出去”的严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合法录夺的手段。萧震在朗柳时特别关注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改革的动力是利益诱导，这很重要。但这个动力在有些行业改革和基层改革中，是很可疑的。有些改革我们看到的是部门利益的膨胀。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现象在华夏已经非常普遍。各个部门纷纷通过“部门立法”来保护既得利益和权力，防范别人对自身进行改革。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表面上看来，是华夏法制化繁荣一时，其实完全是与法治化背道而驰的巩固权力的“霸王条款”。华夏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过去基本上由国企领导人说了算，顶多再加上地方安员，实际上是怎么有利于内部人的瓜分就怎么来。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有普通员工的好处，当然不可能让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起来。

    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华夏“权力资本化”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改革改不动，就是没有注意到公共改革的这个蜕变过程。“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导致改革参与度低。政府容易自我膨胀。

    后来萧震认识到，只有”社会参与型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改革风险共担”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压力分担”的问题。因为可以让许多部门、许多地方、许多机构、许多组织、许多利益主体都有一种改革的压力，而不是所有的改革压力最后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对知识分子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利益和风险的权衡非常复杂，如果不能证明改革的收益将大于成本加风险，则不敢擅言此人对分权导致的建设性力量看到得比较少，而刷致的破坏性力量、掠夺性力量看到得比较多，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企业家，或者说指向民营企业主阶层。回顾华夏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就是给地方分权，进而形成地方参与的改革竞争。但萧震觉得这个分权做得很不够，不仅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还应该把相当一部分权力下放到社会，下放到企业的员工，下放到工会这些组织，让他们能够在制度创新中扮演一个积极角己

    在萧震看来，改革的趋势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越来越向高端走。高端的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宪政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之前分权格局的形成，资源和力量的相对均衡、民众宪政意识的形成等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和资源的均衡，没有新的宪政意识，那就只能持续地出现“霸王条款。”而其他人手里没有任何资源去和人家对抗，只能认命，或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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