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都占有很高的比重。2002年底，辽安省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2％，比全国平均水平大约高20个百分点，而龙江和祥林的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更高，大约在80％左右。这么高比重的国有经济，显然成为东北振兴中的一个“问题”。

    萧宸站在全局的高度，首先给几位东三省的掌舵人分析了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在萧宸看来主要有四点：

    1、国企缺乏自主的结构调整机制。许多人都认为东北振兴的关键是所谓的“结构调整”，一般人把这个结构调整理解成产业结构调整，从而认为应该把企业的技术改造作为东北振兴的重点。但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东北的结构调整非常被动、非常迟缓却是不争的事实。在1980年代以前，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一直是东北的骄傲。按理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一直是华夏的快速工业化时期，特别是目前华夏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东北的经济增长应该能够获得工业化的强大推动力。可是，二十多年来许多原来工业基础甚为薄弱的地区远远超过了东北的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即使在目前的重化工业化的趋势中，东北也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国企几乎在各个产业都占有主体地位，而国企缺乏自主的结构调整机制。因此，过去东北的结构调整往往是政府主导的行为，国企常常把技术改造项目看成是政府给的“免费午餐”，所以结构调整容易演变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循环，不但总是跟不上市场的步伐，还留下了一大堆债务。

    2、国企对民企的发展具有“挤出效应”。东北三省都意识到了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但是，东北民企的发展状况不但远远比不上东南沿海地区，甚至也逊于一些内陆地区。我们认为，国企对民企发展的“挤出效应”是东北民企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大部分行业都被国企主导，国企往往比民企更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发展机会，政府一般也认为，作为“已进入者”的国企在技术、人才、经验、设备等各方面都比“初出茅庐”的民企强，都更愿意把机会给国企。

    3、国企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政企关系的变形、投资环境的恶化。国企的存在，特别是东北有大量老国企存在，很容易由于人员多、包袱重、历史贡献大等原因而不断要求政府“输血”，政府不得不通过行政力量来实现对国企的“倾斜政策”，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长此以往，政府逐渐变成了“为国企服务的政府”、“善于管理国企的政府”，而对非国有企业轻则不懂得如何服务、如何管理，重则“损”民企而“奉”国企，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

    4、国企遗留了许多历史包袱。东北大量的老国企冗员多、退休人员多、债务重，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包袱。这个历史包袱的存在，给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也构成了区域性的金融隐患。辽安省国企的不良贷款就达到约1900亿元，其中由政府发红头文件“点贷”的就有740亿元，另外还欠地方政府约700亿元，欠职工个人约130亿元，这些遗留问题不解决，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没有精力去考虑发展的事情。

    这一分析，是萧宸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文件调查和亲自“微服私访”之后得出的最终结论，自然引得几位巨头连连点头称是。

    萧宸于是趁热打铁，说道：“既然国企已经成为东北振兴中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回避。我认为，东北国企的根本性改革，是东北振兴的必要条件，尽管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先明确两点：1、东北国企改制的状况：小企业快，大企业慢。在过去几年里，东北的国企改革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为什么国企在东北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然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呢？是因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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