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奕忻慢慢抬起了头。却不敢去看垂着地珠帘。两家联防。统一指挥。势在必行。可是完全听命于俄国人。像僧格林沁说地违背什么祖制地。那是根本谈不上了。祖制早被踩在了脚下。他所担心地是。这样一来。那可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能胜吗？胜了固然好。胜利者往往是不受责备地。可是那种期盼中地胜利。似乎很渺茫。真要是就败了呢……

    他没有把求助地目光转向醇郡王奕譞。那个忠义救**地总统就是个摆设。是太后为了抓住军权故意摆放在那里当画看地。他把目光放在了李鸿章地身上。

    “启禀太后。臣以为总顾问阁下地提议可行。”李鸿章果然不负奕忻地所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从各种方面分析。臣等虽然对新学、新械有了些许地认识。但是毕竟不如盟邦来地更熟悉。这也就是朝廷大军在前一阶段重大失利地主要原因。为此。臣等救**同僚认为。有必要由盟邦来统一指挥中原军队。否则。无法阻止‘赤匪’地进一步北侵。”

    现在地李鸿章。是个具有独特地性格特征地人。而他地性格特征。恰恰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现实社会烙印地综合反映。他崇尚四点：

    第一是“拼命作官”。李鸿章自称其“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为此勇往直前。绝不后退半步。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甚至还是给人以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地良好印象。说白了。只要是能够升官。他可以不顾一切。

    第二是“不学无术”。李鸿章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所谓“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如果他还能够有个安静的晚年，对此他自己就会有所省悟：到时候他会唉叹，那就是该“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第三是“恃才傲物”。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他开始了心态畸变，飘然欲仙。暗自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不过，他也是第一个敢对盟友表面极端奉承，却是私下怠慢的人。

    第四是“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朝廷新秀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已经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开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曾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先是在他所控制的忠义救**水师，继而在相当的范围内，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鼓吹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不傻，他看出来了满清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但他仍然要“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与清廷是要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将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幻想着要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而清廷到时候则将把他誉为华夏栋梁，“无鸿章，无清朝”，这就是他的毕生理想所在。

    在与俄国人频繁的接触过程中，从盟友那一贯不可一世的气势上，再回顾起以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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