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唯一的一次主要失利。
约翰-菲舍尔出生于锡兰的海军家庭，13岁就成为皇家海军的水手，15岁就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16岁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74年，年仅33岁的他晋升英国皇家海军上校。
同时，他还是目前英国海军中最精擅于鱼雷战术的人，也负责皇家海军的鱼雷战术训练。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他已经是最著名的青年军官，为人们寄予极高的期望。事实上，也正是他后来的努力改革使得英国海军对德国保持了长久的优势。
这是一个天才。
虽然他曾是一个侵略者，以后也极其可能成为最强的对手，胡楚元仍很迫切的需要他的帮助，需要通过他和英国海军达成协议。
在初步的认识这个人后，胡楚元就像一个情场老手那样，慢慢的“追求”他，起初只是有意无意的邀请他一起参加皇家学会关于舰船技术的活动，更为熟悉之后，又经常邀请他讨论新时代的海军思想和技术。
胡楚元的个人魅力是很强的，这一点，不仅是对中国人有用，对英国人同样有用，只要对方不再抱着华人低等论来看他，很快就能发现他的智慧和能力，发现他的价值。
胡楚元和约翰-菲舍尔的交往极其顺利，几周之后，两人就成了很特别的朋友，只要不是国家利益和机密方面的话题，其他一切都可以随意交谈。
出乎胡楚元的预料，约翰-菲舍尔不仅愿意帮助他和海军部交涉，还非常乐意前往福州船政，从事福建水师的训练指导工作。
薪水无所谓，条件是海军部要批准，胡楚元和清王朝也要他足够的权利，时间为三至五年。
这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还是一个肉馍馍。
在约翰-菲舍尔和约翰-布鲁克爵士的帮助下，胡楚元顺利的结识了英国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阿斯特里-库伯，以及英国自由党的一些官员，包括曾担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爵士。
此时已经是1880年的2月中旬，在购买战舰的事情上迟迟没有新的进展，胡楚元却以他个人的“Hoosir”名义，逐步和英国政界、海军部有了密切的接触。
凭借庞大的个人财富及其影响力，他所能接触到的深度远远超过了赫德，更不是金登干可以比拟的。
在此期间，约翰-布鲁克爵士和约翰-菲舍尔都是胡楚元最重要的私人密友，经常一起出入于英国的各种社交场合，比起时任驻欧五国公使的李凤苞要风光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界和军界对胡楚元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一海务大臣阿斯特里-库伯就直言不讳的说，如果我们想要更密切的和中国人打交道，“Thebestway”就是Hoosir。
随着这种情况的逐渐延续和发展，到了1880年的3月，局势已经变得非常有利，胡楚元这才的和英国海军部举行正式的谈判，达成协议的速度之快，条件之优厚，让同时在为北洋水师置办舰船的李凤苞瞠目结舌。
胡楚元的策略很简单，他首先告诉第一海务大臣阿斯特里-库伯，中国目前即将兴办两支新式舰队，一个是深受朝廷器重的北洋水师，一个是由他和闽浙总督主导的福建水师。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海军力量和整个清王朝的海防政策中，他和福建水师处于绝对的弱势，财政拨款只是北洋水师的一半。
考虑法国政斧正在主导的侵略越南的情况，福州船政和福建水师的英法平衡策略有可能的正在走向结束……这就意味着，在没有主权问题的情况下，胡楚元很乐意英国海军部更多的涉入。
另一方面，英国海军部和北洋水师代理人——清王朝驻欧五国公使李凤苞的谈判是极其不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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