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件可能之事，在征服土地之后，他也想完成对人们头脑的征服，他想获得的最伟大的名声也许不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征服中原的人”，而是“第一位治理中原的人”。

    交通问题，对这个庞大帝国的行政和物资供应是如此重要，受到了忽必烈的密切关注。他修复帝国道路，并在可能栽种的道路两旁种上树遮阳，在每隔一定的距离上建商旅客栈。2o多万匹马分给各驿站，用于帝国邮政，不可否认，这确实是全所未有的一件大事儿。

    为保证大都的粮食供应，他修复和开通了大运河，使大米经运河从两淮运往都城。为了备荒，他恢复了国家控粮的政策，这一政策在汉人时期很早就制订起来，王安石使之完善。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谷物。

    然而忽必烈并不是万能的主，在财政方面他简直就像一个低能儿。在汉人的各种制度中，忽必烈现了“钞”，或者说纸币的用途。他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并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早在十几年前他颁布了一条法令，公布了用纸币代替金银、铜钱。他的第一任“理财”大臣是不花剌的穆斯林赛夷阿札儿，他似乎把钞票的行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随后继任的几位大臣们开始轻率行事，先是河中费纳客忒人阿合马，后是畏兀儿人桑哥，他们两人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使钞票贬值。在聚敛钱财时，他们采取多次兑换钱币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专卖的办法。

    忽必烈既然定下策略，众将自然需要去实施，然而忽必烈既然当上了中原土地的皇上，中原大地的第十九位天子，自然需要临退朝之前说一句“有事起奏、无事退朝”的闲话，想不到还真有人不识大体，都元帅阇里帖木儿突然上前问道:“直沽有传道之人，言北斗星、紫微星相争，惹得大批愚民聚众，还请大汗下令处置这等胡言乱语之人。”

    忽必烈毕竟是一个大帝国的领，对一切宗教都很宽容，忽必烈甚至一度恢复了成吉思汗关于屠杀牲畜的规定，但这一规定是与穆斯林习俗相违背。此外，他对佛教徒的同情，使他在短时期内对佛教徒的老对手，道士们表现了几分个人敌视。

    的确，佛教因他的偏袒而明显受益。他正是以这种面貌而被载入蒙古传说。虔诚的佛教徒、蒙古史家萨囊彻辰甚至给忽必烈冠以呼图克图和查克拉瓦蒂这些称号。甚至在他继位前，即蒙哥统治时期，他就在上都府召集了一次佛教徒与道士的辩论会，结果，当然是佛教徒获胜。

    在这次著名的论战中，那摩和年轻的吐蕃喇嘛八思巴阐述了佛教教义。像在二十年前的辩论会上一样，他们指控道士们散布流言，歪曲了佛教起源史，把佛教贬成仅仅是道教的附庸。这次论战之后，忽必烈颁布法令，焚毁道藏伪经，迫使道士归还从佛教徒手中夺得的佛寺。

    忽必烈在佛教事务中的主要助手是吐蕃喇嘛八思巴。八思巴也是著名梵学家萨斯迦的侄子和继承人。主管乌斯藏的萨斯迦寺庙。忽必烈曾派人到吐蕃请他，忽必烈任用他以便使蒙古人皈依佛教和确保吐蕃的藩属地位。忽必烈封他为国师，借用古代佛教中的这一称号，这也是大元朝独一无二，后世却不成再用。

    在忽必烈的继承者中，大多数人与忽必烈一样是虔诚的佛教徒。先是他的孙子铁穆耳，他在忽必烈之后行使统治。然而，忽必烈的另一个孙子阿难答是倾向于伊斯兰教。

    铁穆耳死时，阿难答企图夺取王位，但是，他的侄儿海山获得了王位，并处死了他。海山在统治时期内表明自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使许多佛教戒律写本被译成蒙古文。在忽必烈的重孙、也孙铁穆耳统治时期，大臣张圭代表儒生公开抗议尊崇喇嘛。

    佛教最初是使这些粗鲁的野蛮人变得较为温和仁慈，后来使他们变得迟钝，最后使他们失去了自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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