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宗自己也另外请了两个朋友来帮忙做一些数据模型上的分析讨论，差不多到了10月底，他就在杨小凯的帮助下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初稿。
过来帮杨少宗的人是凡纲和李兆棠的一个在读研究生，功底都非常扎实，他们的工作基本相当于研究生，帮杨少宗完成一些基础工作，因为杨少宗目前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生可以做这些事情。
等杨少宗将初稿基本拿出来，凡纲就说了一句很客观的话，他说，这基本能算是华人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机会了，至于张五常的那一次，那真不是什么好机会。
就目前而言，只能说是最接近，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光凭这一部分基本是很难建立真正的学术地位，类似的一些工作在此前已经有几位经济学家给出了相关的论文，只能说杨少宗做的更为深入和广泛，并且将整个基础框架构建了起来。
假如此前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基础工作，他是一个人提出来的，那具有绝对的开创xing，倒是有可能获得一个真正触mo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机会。
张五常说，他在经济学中努力研究了四十年，只是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次提名机会而已，其实，这个话有点过分，因为他基本只做了二十年左右的研究工作，后来就慢慢淡出了国际经济学界最为前沿的领域，一直在吃制度经济学的老本，而那早在90年以前就不再是国际经济学界的重点研究范围，能做的研究从40年代到70年代基本都做完了。
目前，国际上最尖端的经济学领域无非是三个方向，一、计量经济学的微观领域（这个领域严格算起来，从1998年开始，直到2009年，连续跳出了四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堪称是最热的范畴）；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开拓研究（杨小凯有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机会，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领域）；三、国际自由贸易及其自由学派的宽松定论。
制度经济学在2007年曾经一次xing出现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实际上都是迟来了二十年的奖励，这三个人基本上一锤定音，在二十年前就将整个领域敲入了棺材。
如果你还想在这个领域继续扩展，那就只能打开一个新的方向，那个难度太大，除非现有的经济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就像古典经济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就基本敲死了，到了80年代末期又死灰复燃，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国内经济学界比较可怜的一点是研究最热门的领域跟不上别人的思维，只能拾人牙慧，于是就一天到晚跟着政府转，地产热就研究地产，金融热就研究金融，农业热就研究农业，新经济热就研究新经济，不敢去做新领域和最热门领域的开拓研究，抓点小东西，别人不研究的东西在那里沾沾自喜。
就这样还一天到晚感叹，说什么中国经济学家拿不到诺贝尔是政治歧视，说句难听话，你还给别人歧视你的机会没有？
国内号称几千个的经济学家加起来，连一次提名都没有，只有杨小凯后来在新古典领域有过两次提名，可人家也长期在澳洲莫纳什大学工作，根本不回国。
黄有光这样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相比国内经济学家真是太有素质，明知道二杨的领域是很有机会提名的，可他自知的自己目前的研究课题跟不上，就不凑这个热闹，还主动帮二杨找一个水平更合适的经济学家。
这种素质……如果换了国内经济学家，早就一窝蜂的哄抢了，哪怕就是帮忙介绍一下，也非常渴求在论文上署个名。
如果杨少宗不是杨少宗，你看凡纲敢不敢干这种事，说不准连张五常都敢来，如果杨少宗真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博士在读生，拜在李兆棠的门下，那就扯吧，杨少宗这篇论文能不能挂他的名字还是问题。
别说这一篇，连《行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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