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宋朝渐渐演变成忠心与宽恕，这一演变，在儒家中地位也不高了，更没有郑朗所说的对立互生。
郑朗写的忠恕乃是上古儒家的忠恕，很重要的忠恕，而且可能牵涉到各家各派的道心。
先说一。
以前少年时与冯元说过这个一，但那时郑朗也没有想清楚。后来思想成熟，终于将三定为儒家最重要的数字。虚的正反两面，比如仁义慈孝忠恕，等等。真正的仁义慈孝忠恕根本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能做到。做到的仅是接近于仁义忠恕，是两者之间的中的产物。这就是三。
但写忠恕时，必须还要写到一。
来自论语，子曰，参乎，吾道以一以贯之。曾子说唯。孔子出门，门人问何谓道也？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肯定不是忠恕而己，但十分重要的忠恕，这里忠与恕曾子将它定为一。
因为这二字以前没有，到春秋时才出现，比论语要早，周语说，考中度衷，忠也。施其所恶，弃其忠也。以己心度人心，这就是忠。非是忠臣的忠！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叫不忠。
左传里说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周桓王用自己所不能有的十二城邑与郑，是谓不恕。这里的恕与忠是一个意思。
因此曾子说忠恕乃是一。
肯定不是，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认真的用三来区别宇宙万物定理，但许多方面意识到这个三，或说中，或者说仁义相辅，这个相辅就是中，就是三。
只是郑朗未出现之前，从未有人认真的想过这个三，或者想过，不会想得这么详细。但就是郑朗未出现，后人也很少有人这么想过。有一个人，半仆街的写手。
因此儒家自我将它进一步演化完善。
夫子说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孟子说君子自反也，我必不忠。
夫子又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又也说仁之方就是强恕而行。还有更多的例子，将夫子与孟子荀子的书籍翻一翻，能翻出好几十条说忠与恕的。
区别也就出来，所谓的忠是内在的，恕是外施的，忠要求的是内尽于心，问心无愧，恕道则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要想人人爱我，我必先爱人人。
或者再分一分，有德于人，而无求于人，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做好事不留姓名。当然是好事，接近圣人的境界，可几个人能做到。第二是有德于人，求用于人。还有一种，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这会是所有人痛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却不少。孔孟还有一种情况未说，便是人有德于我，我非但不报答，反而去害这个德我之人。
一与四对立，二与三对立。
但一与二同样在对立，又互相生依。
这便是忠与恕。
可这个忠与恕也没有绝对的，德到何处，用到何处？
因此这个忠许多人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实际存在，只是存在时掺杂了许多恕在里面。而恕又掺杂着一些忠。毕竟相比于知恩回报，先赐恩后求报又要高明一点。
因为没有人系统地去想，最初的忠退化，变成忠诚的忠。
这样想是错误的想法，夫子说的君臣父子，臣是子是仆，不能说老子不好或者贫穷，儿子就不养老子，大臣也是如此。这有一个主从关系，因此真正的忠臣不指望君王赐予什么，也会老实替君王做事，进谏劝正，治理救民，安邦强国。这才叫忠臣，或者换成范仲淹那句名言，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范仲淹说错了，古仁人之心不是这个心，古仁人的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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