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内铨是分开的两个体制。这两院乃是主管京官与各州县文臣的。
还有一个三班院。
三班院勾当院官无常员，文官自两制以上，武臣自诸司使以上充当。属官有主薄，还有十一名吏人，公别为勾押、勾押官一人，前行二人，后行七人。有三个职责，负责统计使臣名籍，考校磨勘使臣，均使臣任使。再说白一点，就是与枢密院一道选授宋朝武臣，分卸枢密院的任武臣权利。
宰相也有选授官权利，就是那个吏部流内铨，增此三院起因乃是田锡，上奏批评道，今有司指挥，多以札子取圣旨（将宰相的批注当成圣旨），官员拟注，必须引见敕裁。”
意思是说宰相选授官随随便便一道札子就通过了。这是不对的，应当与吏部内流铨详定后，再交给皇帝批阅，然后交给两制审议后写成正式的敕书，才能防止相权扩张。
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全国有多少官员，即便赵匡义时，一年铨选黜陟的官员也有近千人，难道赵匡义一一去看？雍正也办不到。这才出现文武三院，对两府选官权进行掣肘。严重时官员考核，宰相都不敢自作主张。
后来砖家耻笑说宋朝这样做是为了集中皇权，只能让皇帝亲信有选官权，用此来架空宰相。
这是不对的说法。
架空相权是对的，但三院大臣是皇帝亲信，难道宰相不是皇帝亲信，用一个仇人做宰相？架空的何止是宰相，各级官员都进行了严密的架空掣肘，包括皇帝本人，还有一个封还词头。皇帝的旨书两制不同意，都不能称为圣旨，何来的集中皇权？
郑朗对此却是十分赞成。
权利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包括韩琦、文彦博、富弼这些名臣都多少倒在它脚下。到了真宗末年，文武三院功能渐渐失去效果，相权渐渐进一步集中。韩琦时基本三院功能没有了。欧阳修一道未经过两制核议通过的草书，就将三大言臣废去，还谈什么三院掣肘！
最盛的时候言臣只剩下两，何来的两名御史知杂事充任审官院？
史上王安石为了集中权利变法，索姓进行不断的改制，最后三院全部归于吏部，归于吏部等于重新归于宰相之手。得到整个选授官权利之后，宰相权利进一步集中。
王安石变法方便了，司马光废法也方便了。宰相比韩琦为相时用人贬官还要更方便，由是大肆报复开始，最后让蔡京专权。
短期来说，一旦恢复三院功能，对郑朗不利，但长期来说，对国家却是一个好事。只要不再破坏，那怕韩琦与蔡京那种强势的主，都会失去一半选授官权利，不能用亲信执掌各个部门，就不能专权言事。
郑朗还委婉地用韩琦之例，向赵顼做了解说。
若两制台谏与三院制度没有破坏，相权小，先帝犯了迷糊，想要濮仪，韩琦只能面临两种结果，一个是附从赵曙，一个是附从官员之议，规劝赵曙。若是前者，这些机制存在，韩琦必被罢相。韩琦为了保住相位不失，在严密的监督掣肘机制下，必会选择第二种结果。
第二种结果还有两个变数，一是赵曙恼羞成怒，罢韩琦为相，顽固的执行濮仪。二是迫于群臣的反对声，选择妥协。前一种结果似乎也不可能，只要韩琦敢于力挽狂澜，濮仪之争前韩琦还有着巨大的威信，想一想，连宋真宗都敢直接推上前线，郭皇后都莫明其妙弄死了，赵曙能否在机制完善的情况下，成功黜罢韩琦？首先在两制哪里就通不过。
先帝不会犯下错误，在史书或多或少地留下不好的记载。至少在宋朝人眼中，赵曙干的这事儿太丧心病狂，赵顼也不能争辨。
先帝名声完美了，韩琦因为正直，百官会附从，官员不会崩裂，韩琦同样也能抽出更加精力治理国家，还会不会发生眼下的黑窟窿与种种严重弊端？当真韩琦是一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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