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科员曹爱国走进我的办公室说。
“谁呀?”我问。
“他说是你的战友”曹爱国坐在我椅子对面的办公桌桌角上，拿起我刚扔桌子上的“万宝路”不客气的抽出一根来，从烟灰缸里抽出一根火柴，拉直自己的涤纶裤子就划着了，美美的点上烟，深深的抽了一口。然后扔下燃烧的火柴根挥了挥手叼着烟推开门走了。他们总是和我这么随便。
“战友”我开始思考到底是谁？能配得上和我叫战友，并且还敢和我来往的人不多。虽然现在是八十年代了，但是前辈们那场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像洗不掉的油渍一样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活习惯。
“老陆？安剑辉？”我能想到的就这两个人，这是我心底里最亲近的两人，也是我来到这个年代开始就认识的还活着并且还能在部队里呆着的人。
“黄海兵”，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那个世界上最早创造了‘集中营’这个概念的红色老大哥，自己在越南最大的敌人，是否能让他活着出来，可惜我不能去救他，救他就意味着放弃一切。而这不是我想要的，大战之后我好累，好累，这种累是从心底自发产生的，并且就像艾草一样割了又长出来，怎么也消除不了，我觉得我的身体，我的心，不属于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是不安分，就像得了焦虑症一样。
二十一世纪，对于我这种反应有一种解释叫：“帕金森战争综合症”我不知道我是否得了这样一种病。我觉得不安。即使面对年迈的“父母”也不能减轻我这种心情。
我觉的我该做些什么了。
门，无声无息的打开了，不是曹爱国，也不是武装部任何一个人，因为武装部任何人都不会是这么来进门的，八十年代的武装部长是相当大的一个管，虽然我并不计较和他们随便一点，甚至容许他们和我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是不可能进门不打报告。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
几年战场的直觉又一次救了我。
我没来得及思考，发现不对的时候身体已经本能的颓然滑下桌子底下，然后，几声“扑扑”的射击声打破了办公桌，将黄晨晨的弹头留在了水泥地面上。
我迅速的冲向门口，在来人还没有收齐手枪的时候，一脚踢在他手腕上，并且关上了门，手枪飞进了办公室，而门外的枪手则被我踢断了腕骨，颓然倒地。
是谁？谁想到这里来要我的命，他难道不知道这时候的国家政策是严打吗？别说持枪袭击国家官员，还是部队的领导，就是拦路抢劫五毛钱都可能被拉到刑场上枪毙。不过也有例外，那朝那代总也有一些‘特权’阶层可以享受到这种胡作非为而不受惩罚的权利。
而和我有联系，并且深仇大恨的只有一个人——杨文龙。
我想到了，对方也做到了，门和窗户同时被攻击五个人一起冲了进来，我不得不，出手，现在保命要紧，飞脚踢倒一个从窗户上越进来的一个人，手中的手枪击毙另一个，然后身体后座，一头撞进从门冲进来的三个袭击者的怀里。
手枪抵住一个袭击者的头射出仅剩的两颗子弹，我看到血再喷，转身一肘击在右面一个人的天灵盖上，铁一样的撞击，让他的天灵盖瞬间被撞开，红的，白的，黑的，还有血腥味冲天而起。喷的血，飞的脑浆，都没有落下，我却蹲下来，腾出来的撑住地脚一个地堂腿，扫到三个人，然后就势滚到在地上，滑向我的办公桌。
刚才是没有时间，现在基本上解决冲进来的敌人，我第一时间去拉抽屉，那里有我的配枪。永远是上满子弹，永远放在我第一时间可以拿到的地方。
然而，敌人没有在冲进来，五个倒在地上的敌人的呻吟声，在事情结束好几秒后，才响起来，只不过只有两声，窗户里冲进来的被我踢中肩膀的一个，和被我扫堂腿扫断腿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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