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中央政府还有个富裕的税源地上海，可自从南京行营提前半年将上海全年赋税四千万元上缴中央财政之后，整个上海就通过中央特别会议做出的决定，自一九一九年元月一日起正式纳入南京行营的管辖之内，以后上海不管是穷是富，也只是通过南京行营每年向中央政府上缴四千万元赋税，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上海指手画脚的权力。
最后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希望的就剩下两淮和浙江的盐税，可两淮盐税已经提前半年上缴中央，浙江盐业刚完成产业整顿，购进的大批先进生产设备和扩大近十倍的盐田陆续投产，不可能在短期之内产生巨额利润，如果南京政府能体谅中央的困难，为浙江提前支付明年两千万元的全年赋税，中央政府那大爷们就会高呼阿弥陀佛了。
段祺瑞和他的心腹们日子过得愈加窘迫，相比之下,名义上基本统一了中国南部的萧益民如今可谓风光无限，富得流油，不但有实力强大的中国工商业银行、美国蓝旗银行这两大银行做后盾，而且还控制着全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军火生产和百分之八十的军火贸易，一年来强大的英美两国财团蜂拥而至，在长江流域各省砸下了一笔又一笔巨额投资，萧益民集团从中获得的衍生税收不下千万。
再加上萧益民深得老天眷顾，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连续两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不但大大缓解了两亿多民众的生存压力，也给萧益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实惠。
更让人眼红的是，萧益民不但通过各种手段，推动中央政府免除了七省民众两年的赋税，而且还建起了宜昌、南昌、浦口三大粮食储存仓库，斥巨资大量收购南方各省农民手中的余粮，弄得每年都要从江南各省购买数十万吨便宜稻米运回国内的日本人急得上蹿下跳破口大骂，一次又一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
年关将至，摆在段祺瑞集团面前的形势愈发严峻，段祺瑞与十余名心腹苦商多日，最后不得不做出再次向萧益民伸手求援的决定。
谁知电文没有拟好，前往南京求援的人员尚未选出，广东粤西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内战，不愿屈居桂系军阀之下的粤军将领邓本殷、陈济棠、李济深、张发奎等人合兵一处，对残酷压榨广东民众的桂军各部发起突然袭击，战火瞬间燃遍粤西大地。
早已被架空的广东省长岑春煊调停无效，一怒之下电呈中央政府和总理段祺瑞请辞，随后不等段祺瑞政府做出任何决定，便带上家小离开广州，乘坐英国客轮返回上海寓所。
段祺瑞集团这时哪里还有精力管到远隔数千里的广东，但是又无法推卸中央政府应负的责任，只好匆匆发表声明予以痛斥，严令桂粤两军服从中央领导停止战争，谁知惹来桂粤两军的连番抵触。
陆荣廷、莫荣新通电全国，极力申辩，指责中央政府完全无视两广民众的根本利益，通电中把广东大规模的战争称之为暴乱，并把广东军务会办陈炯明指为幕后黑手。
陈炯明对此不但矢口否认，而且对桂军的倒行逆施和穷征暴敛给予无情揭露，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桂军盘踞的广州，并命令麾下三个师集结于东莞一线，摆出攻势严阵以待。
已经占据大半个雷州半岛的邓本殷和陈济棠、占领了罗定六县的李济深和张发奎、从香港返回广东重招旧部的许崇智和蔡廷锴等四十余名粤军将领，联名发出通电，揭露桂系军阀对广东人民的无情压榨和残酷掠夺，指责中央政府罔顾广东人民的利益，号召全省军民团结起来，赶走残暴的桂系军队，建立独立自主的广东新政府。
面对无法控制的两广局面，段祺瑞政府束手无策，萧益民的南京行营本着既定的政策，呼吁两军停战的同时，紧急调集湖南两个主力师、贵州第三步兵师、江西地方守备部队和直属两个军，向广东广西徐徐压迫。
此举果然吓坏了桂系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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