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钦在内。宦官们颤粟了。
没有宣布罪状，因为罪状是带个案性质的，也没有宣读敕文，因为诏书是给活着的人看的，而且敕文也没有明确指明他们必须死。也无须验明正身，因为不需要记录在案，进来的宦官都被杀死，尸体堆集如山，用大车运出宫城，运了数十车。
第五可范在接替韩全诲任宦官首领时，曾跪在李晔脚下，哭泣道：“奴婢自幼服侍陛下，一直充什役之职，从不曾与南衙官员打交道，也从来不议论政事。陛下若可怜奴婢，请放奴婢一条命，不要任命奴婢为首领。”
李晔道：“除了你，谁是朕的贴心人？你与韩全诲不同，你放心，朕保你无忧。”及至李筠拿到敕命，先当场抓弟五可范。
李晔忙说：“可范无罪，可特免之。”
李筠道：“刘季述，韩全诲初时皆无罪，若待其有罪，事情就难收拾了！”
李晔语塞，眼睁睁地看着弟五可范哭号着，挣扎着被拖下殿。当晚，许多平日灯火辉煌的地方都灯灭火熄，整座宫城显得特别幽暗，李晔一夜无眠，操笔为弟五可范写下一篇数百言的《诔》，写毕，又对烛颂念，其虔诚之态，极象一位给亡友做法事的道士。至天明，将诔文在烛上烧掉，擦着眼，使人招来崔胤，商议如何以宫女顶替黄门传达内外。
历史上司马温公编纂史书，特为这种事情写下一千五百余字的长评，检讨诛杀宦官的缘由与得失，指出宦官擅权固然为害惨烈，但深究原因，还是因为朝廷控驭失当。不应不分善恶地象割韮菜一般一刀切。并得出袁绍大杀宦官而董卓弱汉，崔胤大杀宦官而朱温篡唐的结论。这个结论揭示出了宦官与皇权并存的客观现象，但司马公不可能指出宦官之祸的根源就是皇权本身，皇权的**才会导致宦官势力的澎涨，两者相互作用。
原先历史上的事情虽与今日有些差别，但也有相同之处，随着宦官势力彻底的消除，禁军系统也完全破坏，崔胤梦寐以求的掌握军权的希望还是未能实现，京师的武装牢牢控制在朱温手中，崔胤正如一只捕食的螳螂，一时还感觉不到大难临头，正踌躇满志地组织自己的班底，肆意打击政敌。在杀了宦官之后，一连数天，崔胤对朝臣提出一系列弹劾案。历史上的实际掌权者朱温对被弹劾者并不熟悉，有的甚至还不认识，但他却无条件地对弹劾表示支持。共有三十余名大臣遭到诛杀或者贬遂。
“忠贞不二”一词，近代民间大多用在妇女身上，作为褒词。其实此词原是政治术语，专对士人而言。赵宋以前，对女人也并不要求从一而终，卓文君再嫁司马相如，传为美谈，此即其证。大唐太平公主再嫁，照样光辉，在朝中颐指气使，毫无羞涩。倒是对士人一生仕两个朝代表示轻篾，讥为“贰臣”。一般士子都害怕碰上亡国之君，一旦不能为国死节，则死后入“贰臣传”，故而通常都会本能地希望本朝得以延续。
基于这种心理，历史上昭宗朝廷的大臣们虽然对昭宗本人不尽满意，但在国家极其虚弱的情况下，还是心向朝廷的。正因于此，对朝臣的诛杀，于新政权的建立是有利的。
昭宗一直将韩偓当作心腹看待，韩偓也尽心尽力，为昭宗排忧解难，虽然往往无补于事，也可使昭宗心理得到某种宽慰。韩偓作为翰林学士承旨，负责起草诏令，很容易进出宫门。有时无事，就与皇上讨论一些史实或古往今来的杂闻，昭宗也是熟悉文史的，君臣容洽。
当时的情况是苏俭被杀，王溥等被贬，四名宰相缺了两名，昭宗便再一次欲用韩偓为相，韩偓还是不同意，认为当上宰相，必与崔胤发生直接冲突。不如利用现有的职务之便，能经常在皇帝身傍，作些小的补益。韩偓向昭宗推荐赵崇和王赞二人为相。
崔胤不愿恢复四名宰相的旧规。向朱温报告韩偓与人结盟，欲控制朝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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